赵含章话还没说完，王氏就连忙摇手道：“不行，不行，我不行的。”

    赵含章就不再提，王氏虽然比以前更自信了点，可对赵氏的族人依旧是气弱居多，早些年的流言对她影响很大。

    她现在可以骄傲的面对赵氏族人了，但依旧不会主动与他们亲近。

    现在围在她身边的族人，皆是她们主动，而王氏被动接受。

    不过她也不是全都接受的，脾性对了，她就当亲戚走动，脾性不对，她就找借口回绝，加上她身边有青姑，没人能让她受委屈。

    有赵含章做后盾，她此时有任性的权利。

    赵含章也不愿意为难她，她在人际关系上被委屈多年，总不至于到现在她还要她受迫不得已的委屈。

    所以她不愿，赵含章便不再勉强。

    赵含章目光扫过那两张圆桌，她一直尽量少参与赵氏内部事宜，要是需要赵氏相助，都是直接找赵淞和赵铭谈，由他们二人作为桥梁。

    她下意识的将自己排除在赵氏的掌权者之外，要不是母亲提醒，她只怕还未察觉，她对赵氏的权责失衡了。

    以赵瑚为首的豪富宗亲付出良多，也从她这里拿到了好处，但普通族人也尽自己所能的帮助了她。

    她知道普通百姓在国家中的占比决定了他们拥有的强大力量，怎么就忘记了普通族人同样占了宗族的大多数？

    赵氏上下族人两千余人，像赵瑚这样豪富的，不过零星几个而已。

    在宗族大事决策时，其他族人亦有权责的。

    赵含章转身离开，没有当面谈及这些族人的安顿事宜，而是悄悄找来成伯道：“你去打听一下，在京的族人中像赵万这样的有多少，他们都有什么长处，脾性如何，”

    她顿了顿后道：“再打听一下，外面可有借着赵氏的名义为非作歹的，我往日只盯着七叔祖这样的大头，却忘了底下的昏暗之处也不少。你和青姑，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你既负责外面，便替我和母亲多留意留意。”

    成伯连忙躬身应下，趁着今日人多，立即就去打听了。

    像赵万这样依附赵瑚、赵淞和赵庆、赵东等人来到京城的族人不少，他们多数在族亲的店铺里做管事、账房或其他的活。

    和现代思想，开公司不能请亲戚不一样，在这个时代，人会更倚重亲戚，尤其是宗亲。

    像管事、账房一类需要有远见和能力的管理人员，很难从奴婢中选择到合适的，大多是家人和宗亲担任。

    像赵东，家境不错，跟着赵淞和赵瑚到京城后就屁颠屁颠跟在赵瑚后面买了几个铺子，他儿子赵宽是官，没空替他打理铺子，女儿也是官，同样没时间。

    他自己又分身乏术，身边也没有足够多的有能力的下人，那怎么办呢？

    就请了族亲赵成。

    赵成只是当中一个铺子的管事，除了不是奴籍，待遇和其他管事是一样的。

    他们签订了雇佣合同，规定了彼此要尽的权责。

    在大家族里，任用族亲有一套很完备的规章制度，且有一套大家默认的规矩。

    总体来说，任用族亲比雇佣外面的良民风险要低，当然，风险和效益来说，还是签了卖身契的奴婢更划算。

    只不过下人之中，有远见和能力的占比很少，他们总会觉得不够用。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人总想把好好的人变为奴婢。

    对于世家豪强来说，土地和奴婢是最不可触碰的资产，最像穿越者的先辈王莽，他失败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碰了这两样。

    赵含章也碰了，但她和王莽不同的是，她手段中正，只是限制他们再得到，而不是从他们已有的资产里剥出。

    王莽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变革，而她，是在战乱中重新立序，说实在话，她虽艰难，却也容易。

    自黄巾起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中间虽然短暂的安稳过，但天下并不统一。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这个时代战乱、天灾和人祸不断，却也正因此，他们的大脑是打开的，思想是活跃的，名士放浪不羁，却也开明包容。

    民族之间的关系由尖锐的对立慢慢趋于包容，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也有所改善。

    艰苦的环境下，平民百姓已经不会介意女子立女户，当家做主。

    因为在这个时代，只要能活着，不论是以什么方式活着，那就是胜利。

    士人阶层也在思考，并不会一味的只强调自己的利益，多数人想的还是让这个国家安定，统一，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而不是争一家一户的土地和奴婢。

    因为战乱，他们失去了曾经掌握的大部分资本，此时能够活着回到北地，没有人会抱怨朝廷收去了丢荒的土地和曾经被抛弃的奴婢，所有人都在默默地重新开始。

    他们有自信，只要天下安定，朝廷公平的给他们施展抱负的机会，他们一定可以重新为家族争光。

    所以，赵含章的招贤考在朝廷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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