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雷没有回答。

    斯黛拉接着道：“去年，我有幸采访过里希子爵本人。在去年第三区‘儿童权利的促进与保护大会’上，他作为大会的特邀发言人发表了一个大概二十分钟的演讲，呼吁大会要警惕近年来儿童的‘性化’问题。您能想象当时我坐在台下的心情吗？

    “那天我约了他一个单独采访，询问他对儿童性犯罪量刑的看法，他对着我夸夸其谈，说了一堆毫无意义的屁话，末了，他说第三区的许多民众根本领悟不了律法的精妙，他们只是蛮横地要求法律站在自己这边：当法条对自己有利，他们就认为法律应当被绝对地执行，任何其他的价值判断都不应掺杂其中；但当法条对自己不利，他们就开始叫嚣法律不该拘泥于条文，而应该考虑它是否贯彻了正义。

    “于是我问，‘既然如此，当子爵您面对法条与价值的分歧时，会更倾向于何种声音呢？’你们知道他如何回答我吗？”

    斯黛拉抬起了手，学着当初里希的动作道，“他闭上眼睛，在胸口与额头划了一个十字，对我说，‘我只等待上帝的意志，毕竟一切终将由他作最终的审判，我等在人世间应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反复地思考、观想两样东西：头顶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令’，它们将带我们穿过一切难解之谜。”

    千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

    司雷望向窗外，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

    斯黛拉顺手拿起手边的铁匙，轻轻敲了敲自己装着气泡水的玻璃杯，“女士们，请看着我，我得承认，虽然以前我也会跟着我父亲去做弥撒，但其实我心里从来没真的信过哪位神明。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每个人在人生的终末都会面临一场审判——它并非来自宗教，而是来自每个人的内心。所有你曾作过的恶，伤过的人，都会被事无巨细地写成一份判决，也许在外人眼中，你是一个如何光明的、伟岸的人，但你无法欺骗自己，你无法逃离自己内心的审判，你会清楚地拿到自己的审判书，承受道德上的煎熬。

    “但当里希子爵对着我说出刚才的那番话，我才真正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在那个想象的法庭里其实根本没有法官，没有陪审，没有律师……事实上那里什么都没有，整个法庭就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自己。

    “‘道德律令’真是世上最无用的枷锁，它只能困住那些把‘道德’奉为座上宾的人，一个人对自身的道德要求越高，‘道德’就越是能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那些视‘道德’如无物的恶魔呢，一切的‘道德律令’只会谄媚地匍匐在他们脚边，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这些人可以对着它呼来喝去，随意拿捏它的尺度。需要时他们可以捧着十字架扮演圣人，不需要时他们就对这些东西弃如敝履。

    “只要你手握权柄并蔑视他人的痛苦，那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百无禁忌——那些衣冠楚楚，身居高位，整日以正人君子自称的男人就是这么过日子的，他们的快活和自由，旁人根本想象不到！”

    斯黛拉看着司雷，“刚才您问我，既然我已经答应了海因茨，又为什么要把这些事讲给您听，我告诉您，不为什么，我就是想讲，我就是想让您知道，当我了解到这次从核心城来的调查官是一位女性，尤其是在我查过您的履历以后——”

    “不必再称呼‘您’了，听着怪怪的，”司雷轻轻抓了抓自己的头发，“喊我司雷。”

    这一晚，司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读完斯黛拉的手稿，前后大约花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文字的记录让她头皮发麻。文本中的罪恶虽然残忍至极，却并没有什么新意——它们在如今的某些荒原上俯拾皆是，但司雷无法想象它们会发生在宜居地里，尤其是谭伊。

    这些访谈……全部都需要核查。

    司雷几次询问斯黛拉能否留下这些稿子的复印件，她保证绝不外传，仍被斯黛拉坚定拒绝。

    时间逼近十一点，司雷必须归队。她默默将笔记本中记录的  17  位受害人故事与关键线索记在脑中，然后将笔记本还给了斯黛拉。

    出门的时候，斯黛拉也跟着一起穿上了外套，司雷有些意外，“您也跟我们一起走吗？”

    “我要回一趟报社，”斯黛拉围好围巾，“刚才同事发消息来，说好像印制的油墨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看看。”

    “我开车送她过去，”千叶答道，“不耽误你。”

    “没什么耽误的，都坐我的车吧。”

    “嗯？我也有通行证的——”

    “就算你有通行证，今晚在外面开着私家车转悠也还是太扎眼了。”司雷已经穿好了皮靴，她蹬了蹬脚，低声道，“就这么定了。”

    斯黛拉双手合十：“感谢！”

    ……

    警车行驶在空旷的大街上，司雷和千叶坐在前排，斯黛拉坐在后头，一旦看见有巡逻的卫队，她就立刻猫下腰。

    “你不用这样……”千叶回过头，笑着道，“你要实在害怕，我们把车停下来，你去后备箱躺会儿？”

    司雷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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