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才堪堪达到赵恒在位时一年的水平。更别说明后期了。

    这一点在《宋史食货志》、《景德会计录》中都有详细记载。

    尤其是《景德会计录》，这本书是丁谓做三司使时写的，相当于一本中央财政报表，里面有赵宋的实际收入和实际支出明细。

    ‘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支出一万两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

    单位是缗，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贯。

    一亿五千八十五万贯的收入！

    而朝廷几笔大头开销中，京郊祭祀花了七百多万贯，东封泰山花了八百多万贯，铺张浪费糜耗甚巨。

    真宗末年，赵宋有五点二亿田亩，这个数量虽然没有达到明洪武年间八点五亿亩的高度，但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则是明朝的田亩赋税占据了明朝财政的大头，而赵宋这五点二亿亩的田赋在中央财政中的占比重连三成都不到！

    赵英宗治平二年，各路州仅仅积压在府库中的留存钱，就高达一亿六千二十九万两千零九十三贯。

    而可笑的是，中央财政的预留款甚至不到两千万贯。

    王安石执政之后，面对糟糕的中央财政，直言不讳。

    ‘用度不节、靡费甚巨，何由给足？’

    宋神宗疼爱自己闺女，嫁一个公主朝廷就得花出去七十多万贯。

    王安石主持变法，开源节流，到神宗朝后期，宋廷中央财政一度破两亿贯，简直是傲视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史。

    拳打李唐，脚踢朱明，即使是清朝光绪年间，白银已严重贬值，国家的中央财政也就两亿出头，与宋朝相仿。

    钱有了，国家也够富，那武力方面呢？

    赵恒在位时全国共有兵额九十一万，其中禁军四十六万，武力方面，也算是拳头够硬。

    到了神宗年间，在册兵额一度更是达到一百二十六万之巨。

    可宋朝的对外战争史简直不忍直视。

    无论是面对契丹还是面对党项，宋都是一败再败，这里的败不是单意义上军事行动的失败，包括政治上一样是惨败。

    宋神宗征讨西夏，仅灵州、永乐城两场战役，就折损士兵、民夫六十多万！

    糜耗军费上亿。

    这简直是无法想象。

    一个高度富有的国家势必拥有高度繁荣的市场经济和手工业体系，继而拥有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宋朝的军工水平一样傲视整个时代。

    赵宋，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主要战斗编制（禁军）全员着全甲的王朝。

    他的军器监，储存着上亿的兵器和箭矢！几百年都用不完。

    人口是最多的，财富也是最多的，装备一样是最多的。

    可就是打不过。

    屡战屡败。

    所以在这一点上，骆永胜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可以灭亡赵宋，就和我们无法理解一个如此富强的国家为什么一直打不赢外战是一样的。

    这个王朝充满了不可思议。

    “满朝文武没有一个敢战，他们才刚刚遭受到一丁点的挫折就立马想着议和、投降，孤起兵至今短短五年，才打了几场胜仗、给了赵宋多少挫折，他们就怂了、就怕了？”

    骆永胜眉关紧锁，感慨万千：“二十万禁军，如此精锐之师，却从上到下一见大势倾颓就再也不敢言战，生怕与孤为敌导致身死丧命。

    这简直是贻笑大方，咱们确实是胜利了，但这个胜利不足为喜，我们甚至应该反思，我们是替代了一个什么样的王朝，接了一个什么样的摊子，赵宋留给咱们的江山、留给咱们的官员、降军都出了哪些问题。

    那是意识形态战线上的巨大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更需要我们去解决，所以，孤不仅不开心，反而相当的难过。”

    居安思安、贪生怕死、抗拒战争、恐惧兵祸。

    赵宋上下的官员为什么都是这种心态？

    细想想，极其恐怖。

    因为这群官员的父辈、祖父辈，似乎恰好就是当年后周那一批投降赵匡胤的。而投降赵匡胤的这群官员，恰好都是后汉那一批投降后周的。

    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如家常便饭，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官员们不再像秦汉时期那般，效忠一个政权就死战到底，而是开始待价而沽、多方下注。

    哪一方势力看起来像有坐江山的迹象，他们就投降给谁。

    当投降成为官员阶级习以为常的一种政治投机手段，那还能指望这个国家在对待外夷入侵时有几分硬气？

    官员阶级全是投降派，他们的思想写进书里教育百姓，一代代的进士及第文臣大多便都成了投降派。

    而他们教谕东宫储君，皇帝也就成了投降派。

    宋朝，从赵二之后的一代代，还真再也没出过哪怕一个硬气的皇帝。

    从皇帝到大臣，全是卖国贼的国家，能有什么希望？

    继承这么一个国家，骆永胜怎么可能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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