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所的医生没经验，手足无措，有人向管教人员报告，说郑霍山有祖传秘方治疗这种病，管教干部就把他叫了过去。其实这是有人故意为难郑霍山的，郑霍山的家庭是中医世家不错，但是强项在治疗肾病，而郑霍山本人学的是西医，动刀子打针的。好在郑霍山也懂点中医，脑子聪明，融会贯通，过去一看，把把脉，翻翻病人眼皮，掰开嘴巴闻闻，然后伸手向管教干部一摊掌心说，拿来。

    管教干部不解其意说，拿来什么，我不知道拿什么药。

    郑霍山说，不是药，是证明。

    管教干部更加莫名其妙地问，什么证明？

    郑霍山说，好人证明。

    管教干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想了半天才说，哪有这个证明啊，天底下有这种证明吗？

    郑霍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没有好人证明，我为什么要给他治病？我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坏人？我要是给坏人治好了病，那我不是帮凶吗？

    管教干部说，他是起义者，是我们的团结力量，我能证明他是好人。

    郑霍山说，空口无凭啊。就算你能证明他从前是好人，但是你能证明他以后还是好人吗？我要是把他治好了，他以后欺男霸女怎么办，杀人越货怎么办？

    管教干部说，岂有此理，这是什么逻辑！你当医生的，救死扶伤是你的职责，哪有先证明是好人然后才给人治病的，真是天下奇闻！

    这句话被郑霍山钻了空子。郑霍山说，这话可是你说的啊，你们共产党说话不能信口开河啊！你说我是医生，那好，我现在就给他开方子治病，但是你得保证让我到医院里坐堂问诊。哪有医生天天脱砖坯的？我这双做手术的手，现在变成了泥瓦匠的手！

    那个管教干部被郑霍山出了个难题，十分恼火，要不是怕违反政策，没准会给郑霍山一耳光子。当然，说归说，郑霍山后来还是把那个羊角风给治好了，而且治疗得很神奇。据说他只是在病人的身上点了几个穴位，病人就醒了，接着用了几味中药，这个病人半年没犯病，为间隔最长的一次。后来，三十里铺只要出现病号，卫生所搞不清楚的，多数都要问郑霍山。郑霍山有了资本，就开始摆架子，对管教干部说，哪有找泥瓦匠看病的？你们要是把我当医生看，就把我安排到医院，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如果再不兑现，我只脱砖坯不看病了。

    据说这也是郑霍山的一条罪状。

    当然，还有比这更恶劣的。学习班里要学习，学习要写文章。别人都写，郑霍山不写。郑霍山说，要写就写新政权好，可是新政权让我这个学医的脱砖坯，有什么好！

    管教干部说，让你脱砖坯是因为你现在是改造阶段，等你改造好了自然会人尽其才。

    郑霍山说，难道脱砖坯就是改造？那我不可能改造好，等我把砖坯脱熟了，我也被改造成泥瓦匠了吗，那我不就更没有用了吗？

    管教干部说，你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

    郑霍山说，我又不认识新政权，我为什么要服从新政权的领导？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一定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管教干部说，新政权千方百计搞建设，你难道有眼无珠吗？

    郑霍山说，国民党过去也说千方百计搞建设，蒋太子还在赣南搞新生活运动呢，结果搞得乌烟瘴气。我怎么知道新政权就能把皖西建设好？

    就这一句话，郑霍山的反革命言论就是铁板钉钉了。

    肖卓然在解放初度过了大半年踌躇满志的日子之后，迎来了一个漫长而苦闷的反思期。小城刚刚解放那阵子，他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搞建设，所以他最早提出来要把国民党留下的小洋楼推了，盖一幢社会主义的医疗大厦。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政治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政治，建设发展了，就是政治发展了。他是在建设的蓝图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的，这同那些从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的思路有很大的差别，同那些职业政治家的思路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才导致了他在解放的前半年不遗余力并且忍辱负重地四处收罗人才。建设是需要人才的啊，没有人才建设什么？具体到医院，没有医生叫什么医院？

    现在他明白了，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幼稚病。

    于建国刚到医院的时候，就人才问题跟他谈过一次话，于建国当时就说过，医术是重要的，但是思想是更重要的。他当时认可这个观点，但是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相反，他对丁范生说的那句话，还比较认同——医术是没有党派的，也是不分左右的——丁范生这个最讲政治的老革命居然说出了这么一句不讲政治的话，以后在特殊时期成为他的一条罪状，应该说是不奇怪的。这是后话了。

    以肖卓然对汪亦适、郑霍山等人的了解，这些人对政治都不甚了了，在政治上都是不堪一击的。国民党时代如此，共产党时代同样如此。他始终没有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这几个人，只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衡量他们，他们肯定是能人，也可能是好人，但是他们不一定是新政权不可或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认识同组织差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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