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末宋初把总人口提高到了五六百万，然后才开始出现平原新田不够分、班田法（模仿汉人的均田制、占田制的一个变种）无田可班渐渐崩溃。

    但此后曰本进入幕府时代，数百年断断续续战乱，一直到战国末期1600年左右，人口始终被杀在六七百万，无法突破七百万，所以田也依然勉强够种（比王政时代多出来的这一两百万人，开发出了山坡上的梯田）。

    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多领主大名能搞起来“六公四民”、把六成的农民收成都征收走，农民还能有活路，就因为他们人口总量被杀戮限制住，缴税比例虽然高，但只要想种田就有得种。

    一直到江户时代后不再打仗，曰本人的人口才在1650年后突破1000万，此后两百年和平暴涨，到明治维新前夕膨胀到3000多万，那才叫“哪怕不收税，农民人均耕地都少到活不下去”，海鱼资源也渐渐被那些被迫打鱼谋生的失地农民破坏。

    可见，如今的人口耕地压力，才刚刚到农业社会极限生存上限的5%，或者说“不开发渔业、全靠种植业”生存上限的10%。

    曰本列岛的耕地，养活1500万人口是没问题的，周边海里的鱼，还能勉勉强强再养活个1500万。

    汉人哪怕不种田，只要会先进的捕鱼技术，而且只捕关西沿海，再来一两百万都没问题。

    另外，如今的扶桑人虽然也会捕鱼，但他们只会造没有船舱的敞篷小木船，会用鱼叉和钓竿、钩子，但连用亚麻纤维搓渔网都不会，主要是扶桑人的纺织生产水平也同样低下。

    扶桑人唯一跟渔网类似的工具，是一种用竹篾片做的硬质鱼篓、网兜，但那些硬质网兜面积比汉人会造的软质渔网小多了，也不能撒只能捞，捕鱼产能就很低效。

    这才有了近海如此丰富、从未破坏的渔业资源，也确保汉人捞上来的鱼，可以卖给本地土著，换取他们的稻谷、莱菔、大葱、韭菜等食物。

    毕竟，有稀缺才有贸易，要是本地人捕鱼技术也很高超、本身鱼也多得吃不完，那他们就不用跟汉人贸易食物了。

    现在这样就刚刚好，可以互通有无建立起稳固的经济循环，有利于长期平稳统治。

    这些问题李素都没有深入想，还是诸葛亮因为不得不在这儿多做几年地方官，所以想的比较深入。

    诸葛亮觉得，以后早期移过来的汉人，应该尽量挑选懂点儿农业和渔业技术的百姓，这样可以给他们多分配扶桑家奴。

    汉人都不用亲自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专注于指点教导家奴生产技术。这才是最快的提升生产力开拓蛮荒良法。

    ……

    上述这些潜移默化的转变，都是六到十月间，扶桑大地上主流的社会演进。

    不过随着时间进入初冬，李素和诸葛亮都不得不搞了几项社会和生产组织方面的调整，以应对冬季的特殊情况。

    首先是诸葛亮那边，一开始维持得挺好的“汉人传授先进捕鱼技术，跟扶桑人换谷物蔬菜”的经济模式，到了冬天就首次显现出了危机趋势。

    原因其实也很容易想到：谷物相对容易晒干长期保存，鱼类和海鲜就算晒鱼干，也存不了那么久，如果不加盐腌制，抗不过冬天加春荒的五个多月，直接就腐烂了。

    当然，按说这个问题不影响汉人，因为汉人是打渔的，扶桑土著才是种田的，汉人冬天植物无法生长的时候，照样可以天天打渔，并不会断了鱼肉来源。

    但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扶桑人都没文化，也不会算计，之前夏秋两季，汉人倾销鱼肉换稻谷麦子的时候，很多扶桑人没控制住鱼肉的诱惑，秋收后一下子换多了，

    手头留下的谷子只够吃半个冬天的，鱼干却屯了很多。要是放任鱼干腐烂，这个冬天扶桑人估计又能饿死上万。

    没办法，谁让诸葛使君仁慈呢？一想到这些扶桑顺民都是甘愿接受汉人统治和友好贸易的，为了给他们一条活路，诸葛使君只好亲自给他们指路：

    汉人有晒盐的办法，可以大量获取海盐，跟只会煮盐的扶桑土著生产效率差距巨大。

    曰本的环境冬季日照不算好，不过没有什么大江大河入海，这点算是优势，雨水期也比较集中，引入诸葛亮的新晒盐法，产量肯定能暴增很多倍。

    不过，晒盐的早期盐场基础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要平整海边的滩涂、堆筑围堰。那土地平整的土工作业量，也不比修梯田容易多少了。

    汉人管理者也很慷慨，出技术组织那些需要盐的土著来当奴隶，没日没夜给诸葛家的盐场狂干活，然后给他们一点盐和咸鱼作为报酬。

    诸葛亮还嫌弃基建太慢，想进一步引入他在中原建设的锯木工场，就在淀川两岸、琵琶湖口，都圈地造了些水车作坊，加工基建过程中需要的海量木料。

    后来发现曰本的河都太小，水流落差也不大，水能不够用，就改为在海边造风车，用海风的风力来磨面碾米锯木材。

    当然，那些在中原用来纺纱、锻铁的水车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