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决定了对曹操变法的应对态度之后，就趁着章武四年腊月，把他的思路通过正规朝议流程、形成政令。

    腊月剩下这点时间，用来完善立法条款差不多够了，然后就可以赶在新年颁行天下。

    当然了，实施这些涉及土地登记和抑制土地兼并的补充变法时，刘备也不忘查漏补缺，一并多借鉴一点这方面的先进经验。

    跟李素梳理了一个“目前还没实施，但未来可以考虑”的土地变法大纲草稿。谁让刘备知道李素对于政治设计总有奇思妙想，远见非凡。

    所以这份大纲草稿里面的内容，也不用太严谨负责，纯粹就是些空想和启发，都属于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条件成熟的。

    比如，刘备既然跟李素聊到了土地税赋政策的理想状态是“履亩而税”。

    将来若是时机成熟，最好把田赋改为只与百姓实际拥有土地量挂钩、而现行人头税里的那部分粮食税则要剥离出来，从此人头税只征钱（丝织品）和徭役。

    那么，具体将来的田赋该如何界定、该不该按照田地质量区分上田和下田来微调单位面积理论税额？

    如果未来王朝存续时间久了、土地兼并问题再次恶化后，失地农民重新成为佃户时，是不是该出台一些保护佃户、限制地主最大收租比例的法律条款？

    如果定了这样的条款，万一人口爆炸人口密度太大，农民疯狂内卷抢夺租佃机会，自愿缴纳比朝廷规定的地主能收的最高租税上限还高的租子，朝廷又该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先脑洞推演一下的，留个草稿以备将来万一用到。

    加上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李素也恰好谈到了他自己做地主的一些经验心得。（其实是甄家做地主的心得，李素的封地和庄园都不会亲自打理，交给小妾的家人打理了）

    他自忖他家的私有庄园的运作，已经算是比较宽待佃户和雇农的了，这些做法都可以借鉴。

    最后，李素给了刘备几条大而化之的推演经验：

    首先，政府愿意在适当的时候，规定地主给农民租佃的最高田租比例限额，这是有好处的。

    就好比后世近代几乎都有减租减息，甚至海峡对岸还有“37.5%减租”的变法，控制地主的最高租率。

    而李素觉得在帝国时代，用法律把这个最高租率定在四地主六农民就很仁慈了，比曹操目前的五五开还少一成。

    如果将来有地主阶级违反这个最高租率，被人上告了，官府就可以出面惩戒。只要大多数地主阶层还愿意守法，这种惩戒也不至于引起乱子。

    而且，终刘备和李素这一生，这操作估计是用不上了，只要留下备忘录，将来启发一下后世子孙即可。

    因为这种情况至少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眼下刚刚战乱将终，人口压力小，不会内卷到农民疯狂抢夺租佃权的情况。

    同时，李素也启发性地让刘备自己想明白这些道理，那就是政府不能搞一刀切、不能指望宏观调控完全替代市场的自然调节。

    如果真到了人口极为稠密的年代，农民非要内卷不可，政府法令规定田租上限是没用的。

    到时候只会逼得地主不得不用别的综合条件去衡量、把田租给谁不租给谁。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政府强行压住地主只能收四成地租，那他就会一律按照四成的价位招租，然后再看看农民能给的其他附加条件。

    到时候，说不定就是甲乙两个农民都肯出四成地租，但甲农民更伶俐来事、肯当狗腿，地主就把地租给甲，让乙饿死。

    当然了，伶俐来事肯当狗腿，那也是一种本事，甲农民因为本事更多而活下来，也不算不公平。

    可就怕问题继续恶化，将来地主考量的是“甲乙两个农民谁的老婆女儿更漂亮，而且愿意在付四成地租后再额外把他老婆女儿也给我睡”，来决定租给谁，那就没有下限了。

    所以，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最高地租这种事儿，是必须有其他行政能力配套来保障实施的。

    如果配套保障不够，那就得适当尊重市场，给法律开一个双向选择的口子。

    这个问题上，李素就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家的经验，建议刘备将来可以把土地地租管理分为“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农用地”，然后区别对待。

    对于种植粮食的基本农田，就严格执行政府上文规定的最高地租，哪个地主敢违反，就直接处置。

    与此同时，区分了基本农田和经济作物田后，对于农民实在内卷得厉害的地区和时间点，那儿的地主选择面实在太大、卖方市场实在强势，那就允许他们转为经济作物庄园嘛！

    比如种植茶叶、蚕桑这些的，乃至像甄宓那样搞租地给佃户、雇农包销全种蔬菜的，都可以定义为经济作物庄园，法律还可以规定这些庄园可以用灵活的地租计算方式。

    当然，这个法律肯定得配套一项政策，那就是政府得设一条红线，强行规定地主超额持有的土地里，基本农田和经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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