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息优惠，它只是“比章武四年的盐引更优先提货”，要三年引的进货者都买完了才轮到四年引的持有者。

    这等于是利用了市场的无形之手，让商人之间狗咬狗、竞价溢价来争夺进货权，最后实际的付出，比理论上的盐引价还高，政府白白多赚了利息。

    而人总是厌恶竞争的，总有人不希望在互相争斗中付出高额溢价，这时候如果给他们一个退出残酷竞争的机制，那么他们在进场时的心理负担就会小很多。

    李素和刘巴现在设计的这套有限退出机制就不错，虽然还是不能直接提前承兑债券本金，要到年限才行。但至少可以把利息兑出来，然后逐年放弃提货优先权。

    这样商人就不担心冲动买多了之后将来亏。

    比如五年后的哪一天，要是某个商人发现自己手头还有章武三年的盐引没用完，而同行拿出来的至少是章武五年的盐引了。

    他用三年的盐引进货，碾压浪费太大，那还不如提前换成章武四年的，一样有优先权，还多拿回百分之十利息。

    而且，这种允许提息的钞引，事实上还承认了“复利”，只不过要多一番操作，你每一年都得重新买。

    刘巴也不愧是当世经济奇才，他听了李素说的“允许前一年的钞引按照一点一倍折换下一年的”时，立刻就意识到，这会导致早期投入的钱利滚利膨胀，让朝廷的付息压力大增。

    刘巴不能和稀泥，他立刻把这个风险向李素指出了。

    李素其实也想到了，毕竟这个需要的数学知识并不复杂，所以还是有解的，他探讨地说：

    “前面不是说还要解决‘商人们担心朝廷无限制超发’的问题么，依我看，这防止复利无限利滚利，就可以和解决担心朝廷无限超发，一起解决掉。

    去年朝廷没有公布钞引战争债券的发售总额，基本上是民间能卖出去多少咱就发多少。这种态度是不可持续的。

    今年，朝廷要说清楚，好好劝解，让商人们知道，去年没定发售上限，是因为第一年实施，是试行，朝廷对于民间的认购热情也没有底，所以不忍让有心报国的义商有钱没处花。

    今年朝廷已经有了经验，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定个上限额，去年不是卖出去一百二十亿钞引么，今年上限就定为一百五十亿钱，明年也只有一百五十亿钱。

    如果天下太平、重新实现彻底统一，考虑到新并入朝廷统治的原沦陷区人口，发债上限最高不得超过一年二百亿钱。

    而且，这种发债必须在天下统一后三年内，重新下降到一百五十亿钱，天下统一后五年，下降到一百亿钱，此后逐年缩表朝廷财政负债。

    朝廷的实际发售额可以低于这个数字，但不能高于，这只是上限。实际上会根据需求发——这个具体数字，还请陛下圣裁。

    如此，即使有民间商人想靠复利利滚利，也不可能全部换购成新年号的钞引，因为今年的一百五十亿卖完就没了。

    朝廷为今年发行的钞引，愿意承担的利息上限就是每年十五亿。不管民间认购热情多高，反正站在朝廷角度就是十五亿利息付完，要多也没有。”

    李素这番策略，如果是放在后世，那还是没什么公信力的，毕竟大家都见多识广了。

    美联储你定个印钱上限定个缩表路线图，不也是跟草纸一样随随便便开个会说突破就突破了。

    但眼下这种“政府主动公布一个发债上限”的操作，因为是全球第一次出现，还是很有公信力的，加上天下读书人对李丞相这种圣人设计的制度有一种盲目的敬畏。

    只要李素自己真的严格执行，严于律己，还是可以确保不出现恶性通胀甚至信用崩坏的。

    说到这事儿，其实还是回到了信用货币的本质——货币信用是否崩溃，跟金属含量是否足额，还真不一定有关系。关键在于“金属不足额的时候，政府印钱得自律”。

    明朝的宝钞之所以崩坏了，关键是朱元璋没有经济常识乱印。

    历史上季汉的直百钱，铜含量确实少，但是有一点很可贵，那就是一开始说了直百，那就一直坚持直百。

    诸葛亮有拿蜀锦和直百钱绑定，确实按照一枚直百钱可以购买原先百枚五铢钱才能买到的蜀锦，同时做好直百钱的铸造防伪，严格打击假币，防止魏吴的假币混淆扰乱市场。

    这样一来，直百钱还是一直有人用的，它只是一个解决“货币供应量不足，通货紧缩缺乏流动性”的问题。

    历史的关键，就在于历史上季汉用了直百钱后，发行规模一直是严格依法治国的诸葛亮本人控制的。

    诸葛亮的道德节操和自律没得说，他拥有了一项随便印钱的权力后，却坚持十几年一直慎用，没有多印，说印多少就是多少，才把季汉的经济稳定盘活了。

    纵观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谁能经得住无限创造货币的诱惑而依然保持初心谨慎呢。

    历史上魏吴虽然是后来模仿的，但他们的统治者明显没有诸葛亮的自律，一开始说印直百，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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