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刻，只听杨洪诚恳地建议道：“大王，这租庸调法所定的新税率，我们汶山诸县上下士绅并不敢有异议，删繁就简名实相副，也堪称善政。

    只是此法允许钱币、蜀锦与纳粮随意兑换，百姓缴纳什么划算就缴纳什么，看似是惠民之举，防止百姓因为换钱而被盘剥，实际上却有可能伤农，不可不查！

    右将军每自比管仲，不会不知道春秋时管仲衰鲁之策吧？鲁人擅事农桑、织鲁缟，管仲便建议齐桓公鼓励齐地士绅穿鲁缟、又严禁齐人自营蚕桑，哄抬缟价，诱惑鲁人弃梁粟而专事蚕桑。两年之后，又禁止齐国再买缟卖米，使鲁粮尽几乎亡国，成为齐之附庸，殷鉴不远呐！

    如今百姓缴税可以完全不纳粮，那遇到蜀锦涨价的年份，他们还种什么粮？要是蜀锦两年三年持续高位，百姓定然毁田种桑，甚至这种蜀锦价格的虚高完全是可以由诸侯诱导的——

    比如刘表或者袁术、孙坚知道了大王行租庸调法之后，他们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利用长江商路，高价疯狂收购蜀锦，哄抬锦价，益州百姓一旦疯狂织锦，不用三年就会粮荒。

    而且蜀道艰难，运钱、锦等价高轻便之物易，运粮米等大宗沉重之物难。到时候就算想从荆州买粮，就算荆州的诸侯没有抱团不卖，我们的运力也不可能支持从荆州运粮养活蜀郡数百万人口……”

    杨洪说来说去，其实主要就是个粮食安全的问题。

    当然他最初还是说了几句吹捧李素和刘巴的好话的，也承认了李素的本意是“防止百姓被盘剥”。

    这一点必须稍微解释一下，那就是汉朝几百年来收铜钱的算赋，这项制度其实也是很盘剥百姓的。

    因为百姓如果不经商只种田，手上是凑不出铜钱只有粮食的。所以一旦到了缴税季节，为了强行凑一百二十钱交人头税，百姓就得再费一番手脚卖粮。

    而众所周知，两年年的封建社会，只要存在“农民非卖粮凑银凑钱缴税”这个刚需，那就一定会出来囤积居奇的奸商趁着百姓集中卖粮的时候压低粮价，多宰百姓一笔。可能百姓要拿出相当于两百钱甚至更多的粮食，来换回实打实的一百二十枚铜钱。

    而李素和刘巴的“允许钱、锦和粮自由兑换”，对于缓解这个问题绝对是大有好处的，哪怕是政敌都得承认，杨洪这样的善意提建议者就更得承认。

    因为钱锦互通之后，百姓虽然没钱但百姓也可以自己织锦，自给自足就可以凑齐一切税赋所需，也就不用去商业交易被差价盘剥了。

    李素也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求同存异单说粮食安全的问题。

    只听李素很有风度地等对方全部说完，才好整以暇反驳：“大王，杨洪之议确是老成谋国之言，可惜未能见古今时势之异。

    我与刘巴并非没有对粮食安全问题留出应对，如今的局势，与管仲齐桓公之世也大不相同。首先，管仲之谋之所以成功，只因在他之前，世人并无以通商亡人之国的先例，各国没有戒心。

    春秋之时，鲁国并无平籴之法，而平籴之法就是出自《管子》，又为战国之初魏国变法的李悝所实际推行。此后数百年，各诸侯、州郡都有常平仓，平抑粮价，也防谷贱伤农。蜀地自先秦一直富庶，粮秣自给有余，官仓积谷丰饶，只要治仓严谨，至少可消弭八成的风险。

    其次，鲁国当年之衰，还在于反应迟缓，须知毁田种桑需要数年，毁桑复田却只需一年。如果反应迅速果决，行政高效，只要田地还在，改弦更张就能防止受害。‘藏粮于仓’，不如‘藏粮于田’，只要确保耕地的总面积，即使暂时不种，或者暂时种的是别的东西，能切换回来就不怕。

    我们现在只是允许蜀锦纳税，并不是蜀锦天然可以变出一切，如果粮食变少了，粮价上涨种粮有利可图，百姓也是会种粮的。而且朝廷也给了粮食保护价，一石三百钱是无论如何都兜底的，还有何患？”

    李素说的“藏粮于地”，确实有些超前，但他还有别的后手。

    而“藏粮于地”的道理，其实是挺先进的，那就是确保耕地总面积要受控，确保随时想还田就能还田，那敌国就不敢轻易在粮食安全上算计你。

    后世国际贸易那么发达，已经形成了多年的买外国粮食吃、买外国粮食存起来，同时自己的耕地休耕轮耕恢复土地肥力。只要田不跑，别荒漠化别变水泥地，那就不怕。种粮又没什么技术含量，哪一年都能种，关键是仓库里要有够吃两年甚至三年的存粮，这样反应时间就足够了。

    当然现在还是农业社会，蜀地的地皮大部分还是要确保用来种粮食的，李素那点“工业化”规模，影响幅度比较有限。

    李素等刘备和杨洪、以及其他旁听的文官消化了一下，才继续说道：

    “而且，租庸调法里面制定的蜀锦兑换价格，还是刻意压低的——目前市面上一匹旧式的尺八蜀锦，大约是两千钱，五尺蜀锦更是要七千钱。租庸调法给的兑换价才千八百钱，比实价打了九折。对于五尺宽锦更是没有溢价，完全按同等面积折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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