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着三叔的话，看着他似有犹豫又做豁然，最后又担忧起来的表情，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只跟着他一起坐在码头上等着。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葫芦口那边亮起两盏车灯，亮的晃眼。有辆小卡车开了过来，在房子前边停下，孙宏打开车门跳了下来。

    “怎么样？”孙宏下来后紧张地问。

    三叔掸了掸手，站起来说：“捞上来了，废了点劲。”

    “好，趁天还没亮，先入棺吧。”孙宏听到这里松了口气，招呼着三叔把小卡车后面装的红木棺材扛下来。

    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抬棺，那种红木大棺材我以前没见过，虽然刷着红艳艳的油漆，却给我一种阴冷的感觉。

    三叔和孙宏把棺材停在了码头边，然后两人又合力把船上那个一动不动的‘她’放进了棺材里面，到这时候，两个人才齐齐松了口气。

    “你回去睡吧，俺守夜。”三叔对孙宏说。

    孙宏摇了摇头，说：“不用，人老了，少觉。你陪娃子睡吧，顺便想想明天怎么和姜家的人说。”

    “怎么说就不是俺该考虑的了，明早让公安来一趟，该怎么就怎么。”三叔说着，看了看坐在一边的我，“俺就想着，别把这娃子扯进来。”

    “这娃子，难说。”孙宏摆了摆手，拿出盏长明灯点上，摆在了棺材的前边，然后自己也坐了下来，点起了一支烟，“睡去吧，我看着。”

    三叔没坚持，招呼我进屋睡了。

    三叔一躺下，没多久就打起了呼噜，而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脑子里乱糟糟的，胡思乱想着有人脑袋的大蛇，跟我一样的纸人。

    迷迷糊糊睡着了，感觉睡梦中一阵冰凉，好像我沉在了水里。

    睡到第二天，我精神很差，被三叔送回家的时候还不停地打着哈欠。老妈好像也睡的很差，眼圈是黑的，我发现，我家有些玻璃裂了。

    回到家，我就躺下补觉，模模糊糊似乎听到了警笛声，还有从隔壁响起来的哭喊声和尖叫声。

    那天，芳姐家一直有人在哭，妈妈不在家，奶奶说妈妈去帮忙了。我不知道去帮什么，但是我看到奶奶一直在叹气，还时不时地抹眼泪。

    第二天，芳姐家挂起了白色的花，妈妈让我穿了身干净的衣服，在肩膀上挂了块黑色的布，带我去了芳姐家。

    我看到了一口停在院子里的红木棺材，很眼熟。

    棺材前边放了张黑白的照片，照片里是芳姐，她在冲我笑。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是怎么回事，也第一次知道，死去的人不会再回来了。

    但如果，你看到死去的人回来了，万万不可以与他们说话。

    如果他们叫你的名字，更不可以应他们！

    我有半个月没敢好好睡觉，梦里都是蛇的影子。我没有跟爸妈将那晚经历的事，还因为七岁跟他们挤一张床，被笑话了好久。

    我没告诉他们是为什么，也不敢想那天在墙头的‘芳姐’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睡窗边的位置，睡觉的时候不看墙头，生怕看到墙头出现一个女人的头。

    所幸，这一切的担心都没有发生，关于美女蛇的一切都随着芳姐的下葬，而渐渐地被埋葬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有从妈妈他们的闲聊中，听到过一些芳姐的死因，似乎跟劫色的一个杀人犯有关。我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被抓到，因为后来姜阿姨一家搬走了。

    而我上了学，到了高中，然后大学，去了外地。关于葫芦口，芦苇荡的一切，都渐渐的，被我忘在了脑后，成了我刻意不去回忆的记忆。

    放假了，我会回葫芦口过假期。看老妈和奶奶，看望一下三叔，也会给越来越老的孙宏带些保健品。

    但我有些抵触、刻意地，没有去过芳姐的坟头祭拜。

    也许那儿时的一切，让我对那个大姐姐的映像，蒙上了一层阴影。

    直到我大学第三年，放假回到葫芦口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是张喜帖。

    看到寄信人的名字，我有点意外，张斌，我高中时的一个老同学。

    而当我翻开喜帖，看到里面的订婚照时，我突然僵住了，笑容在嘴角凝固、喜帖从我手上掉落。

    张斌身边站着个文静的女孩，有一头绸般的黑发，穿着白色的衬衫，清丽又文雅，隔着照片在向我淡淡微笑。

    那是个活生生的女孩。

    她的名字，出现在新娘的一栏：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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