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区筹建的时候，张医生曾站在隔离病房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他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状态？会是什么心情？会需要什么？

    他想到的答案是，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就是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都看不出样子，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

    “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唐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特殊时期，不光治疗手段需要试，连沟通方式，怎样面对确诊病人，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病人建立信任，都需要一点点摸索。

    现在全国对这个疾病都不是特别了解，医生们关注的可能是药物、治疗手段层面的东西，而病人才有切实体会。

    “我说，你把你的感受告诉我，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个事，就没那么可怕了。当我说完这些话的时候，我并没有在老唐的眼神中看到遗憾或是悲伤，老唐反而打开了话匣子，慢慢开始说他是怎么确诊的，说他的感受，他的症状。”

    “我们请几个专家一起会诊了老唐的病情，给他制定了适合的治疗方案。我密切关注着老唐的各项生理生化指标和化验结果。除此之外，还每天固定两次，进病房和老唐话聊。”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谁也没有一个明确的阶段或者是周期，但是病人的心理状态每分每秒都在变化，随着隔离时间的延长，一天一天，恐惧、焦虑都会加重。

    “治疗过程中，老唐会不停地问，今天我的化验怎么样？我肺的胸片拍得怎么样？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甚至有没有新的治疗方案你不敢在别人身上用的，可以给我试试！”

    “疫情防控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像老唐这样确诊患者的心理问题。他们的压力主要来自对家人的愧疚，一人确诊，全家都要被隔离。这个过程中他们见不到家人，我们就是他们每天能够见到的唯一对象。”

    罗布说道：“听说现在病人都安排的心理医生，之前我看新闻上说过。”

    “对，这都是逐渐摸索出来的经验。”张医生继续说道：“老唐的隔离房间原本是一个6人间，但是现在只有他一张床。房间特别大，大到有点空旷。有阳台，有卫生间，阳台外面就能看到一个小公园。遗憾的是老唐只能在房间内活动，不能走出房间。每次跟他聊天，我都会格外留意他的反应，从他的反应里判断他的状态。”

    “我需要的并不是他听我的，或是信我的，我需要他参与进来，我教老唐看他的化验结果，给他讲解 CT 怎样看，我说，你看你原有的病灶现在都已经吸收了一部分了，这说明，我们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CT 的前后对比，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都指给他看。只有他动起来了，他的精力在我说的话上，才不那么容易胡思乱想，心理压力也会小。”

    其实，感染性疾病主要得靠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用药只是抑制病毒的繁殖，并不能杀灭。所以说人很重要，自己很重要。

    而对于这些被隔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希望。

    “有一天，我发现老唐特别烦躁，一见到我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着急的问我能不能帮他一个忙？我赶紧问怎么了，他说自己带着老婆孩子去见过父亲，现在他被确诊了，他父亲也被强制隔离了，自己的父亲80岁的人了，生活不能自理，脾气又倔，他这实在是没办法了。”

    “他老唐听说父亲一直抗拒隔离，特别不配合，非常担心。希望我能帮他协调一下，让他老婆和父亲在一块隔离，能照应一下，或者在家隔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牵涉到两个医院，我没有权利去干涉隔离政策，但是作为老唐的朋友，我知道这个电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明了情况。疾控中心很重视老唐的情况，答应尽量协调。”

    罗布紧张的问：“那成功了吗？”

    张医生笑道：“第二天他的家人就过去照顾他父亲了，当天下午，老唐父亲的咽拭子核酸监测显示阴性，被获准居家隔离。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老唐。老唐的脸被口罩遮盖，但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热切地看着我，眼圈渐渐红了。他没说话，却主动握了握我的手。”

    “当天晚上，同事们都去清洁区吃饭了，病区里的病人们都睡觉了，我一个人在隔离病区值班，只是值班而已，却几乎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小时。那一小时里，我接触不到任何人，能听到的只有自己艰难的呼吸声，能看到的只有护目镜前面这一点点视野。我忽然想打电话，打给谁都行，我想跟人说话，我想周围有个人，我不想独自承受这一刻的孤独。”

    “白天，我在病人、同事面前是小太阳，是带来希望和光亮的人。但夜晚，在隔离病区的走廊里，待眼前的一切都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终于能面对我自己，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撑不住的时候。”

    罗布听着张医生的讲述，她无法感同身受，却能从张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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