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成文阁、黄馨身上都背着“双肩包”，里面都装了两三只“双肩包”。

    第一天，情况不明，小心为妙。

    为了避免被谁抓了“双肩包”被没收造成大损失，黄瀚让张芳芬在一个巷子口远远的瞧着，绝大多数“双肩包”都在她带着的编织袋里装着。

    黄瀚不怕谁，身上只带了三只“双肩包”，不对，应该是四只，因为那只花花绿绿准备装钱的包此时放在背着的“双肩包”内。

    机灵点，又没有摆摊设点，发现摆地摊的小商贩开始骚动撒腿就跑，被抓到的可能性太小了。

    万一运气不好，真被工商所抓了，黄瀚肯定死不承认做买卖或者投机倒把，难道谁还牛逼到有录像取证？

    真有谁来抓人，黄瀚还要看看来的人究竟是不是有管辖权，要工作证看看那是必须的。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管理有些混乱，是猫是狗都敢套个“红袖箍”上街执法、村子里的联防队员都敢把自己当警察。

    而被欺负的人大多数不敢询问、质疑对方的合法性。

    真要是有人较真，往往这些欺软怕硬的假洋鬼子就会选择识相。

    因为他们罚没东西、搞到罚款都是进了他们的或者他们那个群体的腰包。

    这些人类似于在坑蒙拐骗，当然害怕被揭穿，一般情况下都是挑老实人欺负，谁敢撕扯他们去派出所，谁就能赢。

    张芳芬是个胆大心细的，她小时候就曾经跟着家里人做生意。

    那时是解放前夕更加乱，三水县做生意的要躲共、国两党收税、纳捐呢！更加不容易。

    张芳芬知道只要自己手里的货不被扣了，就没啥损失，黄瀚那一边的东西少，算不了多少金额，被抓了估摸着也没法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纯属为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事实证明有些多虑了，根本没有人在抓投机倒把，公然在路边练摊儿的有不少呢。

    想来应该是国家鼓励个体户发展，此时对于小商小贩采取容忍态度，只要不过分，基本上是睁一眼闭一眼。

    大摇大摆走在记忆中的那条街上，从容淡定的黄瀚手上拿着一只用旧报纸撑满的“双肩包”，一边走还一边吆喝

    “出口转内销的牛仔布‘双肩包’，质量领先欧美，现在便宜卖了，一只十五块钱！”

    跟在后面的四儿和五儿捂着嘴直乐，她们知道黄瀚是在胡扯呢！

    因为昨天晚上张芳芬就说过了，“双肩包”就是自己家做的。

    然这样吆喝真的是立竿见影，因为此时的中国人极度不自信，绝大多数人都崇洋媚外，认为出口货肯定不赖，进口货肯定好。

    黄瀚的吆喝吸引了一家三口，一个大约三十几岁的妇女停下脚步问道“孩子，包拿给阿拉看看，这真是出口转内销的包吗？侬恐怕是吹牛吧！”

    黄瀚不仅仅递给人家一只包，还转过身让人家看看自己背着做样品的‘双肩包’，让背着“双肩包”拎着吉他的成文阁摆了个时髦的造型。

    说实话，成文阁有卖相，穿着得到了黄瀚的指点，在沪城街头根本不输于当地人，他还不时划拉一下吉他，样子真的很唬人。

    那个妇女果然被吸引，道“样子倒是蛮好滴，勿晓得质量好不好啦！”

    黄瀚拿着“双肩包”撕扯，展现包的牢固度后，道“阿姨！您肯定是个知识分子，您看看这包的式样和做工，哪一家商店有得卖？”

    “嗯！是少见！侬这包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县外贸公司接了欧洲的订单，生产了许多这种包外销。

    厂子里除了完成计划还多生产了几百只，厂长、支书不知道国内的人家是不是识货，让拿来沪城试试看。如果受欢迎就会批量生产。

    我其实是利用寒假帮着我妈妈卖包，我妈妈是箱包厂的职工，是为了完成厂里布置的任务！”

    “哦！是这么回事呀！侬这包真不赖，可是好像有点贵哟！”

    “不贵，真的不贵，这包全部是用牛仔布做的，拉链都是铜的，货真价实，厂里的生产成本就有十几块，卖一只包也就只有两三块钱利润。”

    妇女身边一个大约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一直在看背着“双肩包”的黄瀚，因为看上去黄瀚和他差不多高。

    那孩子此时拉了拉旁边的男子，用沪城话轻声道“阿拉喜欢那个书包！”

    “晓得了，侬阿妈肯定会给侬买一只，侬勿要吭声。”

    沪城话黄瀚不会说，但是听得懂，此时不露声色。

    本来还在犹豫买不买的妇女知道儿子喜欢这包，又看过了觉得质量是不错，终于下定决心，道

    “孩子，侬如果肯便宜点卖，阿拉就准备买一只。”

    黄瀚这时发现有好几个人在关注这里，不愿意多浪费时间，有熬价的功夫多做一笔生意不就成了。

    他压低声音道“这样啊！好吧，我给您算十三块。

    但是请您帮帮忙，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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