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初，绝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迷信国营、集体的厂子，认为端上铁饭碗这辈子不愁吃穿。

    许多城市待业青年干着个体户的同时依旧在联系工作，一旦有了指标，十有义无反顾的去工厂上班。

    原因很简单，社会上瞧不起个体户，干个体的小伙子哪怕有点钱也难找对象。

    厂子的效益有好有坏，但凡出现那个厂子红火了，奖金、福利高了，有路子的七大姑八大姨就各显神通，调进。

    不少厂子就是因为调入的关系户太多，应了“花无百日红”的说法，嫣儿了。

    钱国栋以前就善于上下活动，他当然知道厂子红火了会面临什么，但是他会用这些人情换取利益。

    这里的利益是双关的，包含集体利益也会存在个人利益。

    用得好了，厂子会更加红火，过了头，惹祸上身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坚守一条底线，不拿任何人的现钱，做到适可而止，坐牢还不至于。

    钱国栋每次从广东回来都会找黄道舟父子聊聊，黄瀚一直叮嘱黄道舟和钱国栋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

    不是要求他们苦着自己，而是要求他们胆子大一些，只要厂子效益好，厚着脸皮给自己定最高的工资，用不着考虑悠悠之口，万万不能搞变通，提高自己的收入。

    这方面黄瀚有经验，因为在九四年公司法出台之前，黄瀚的单位就被查过，逮了几个。

    那时认定企业领导人、经营者贪墨两千块钱就可以判刑一年，但是哪怕签字拿走了几十万工资、奖金，屁事都没有。

    有些厂长、经理就是犯了傻，明面上的收入和职工差不离，私底下拿了不少钱，最后东窗事发锒铛入狱。

    黄道舟走承包经营的路子肯定能够做得到公私分明，钱国栋的“阳光电器厂”是县里重点扶持上马的项目之一，暂时不可能承包给谁。

    因此黄瀚每次都提醒钱国栋，哪怕送人家两条烟都要打白条子拿去厂里报销，万万不能搞出糊涂账，到了最后说不清。

    黄瀚这也是提醒钱国栋，拿钱可以直接打白条子注明理由，检察院反腐时查账，这种条子都是承认的，不会计算为非法所得。

    ……

    晚上放学的黄瀚回到“事竟成饭店”时，发现张吉生已经站在门口望眼欲穿了。

    他一见到黄瀚就乐滋滋迎了上来，问道“黄瀚有没有拿到自行车票啊？”

    黄瀚淡淡道“你准备买二六型还是二八型的？”

    “乖乖隆地洞！真拿到了？我当然要二八型的呀！”

    黄瀚随手拿了一张自行车票递给他，道“‘永久牌’的，满意吗？”

    “我滴个乖乖，是‘永久牌’呀！太好了，我满意。满意得不得命呢！”

    张菊生、程云霞、秀儿几个都围上前看张吉生手里的自行车票，黄瀚干脆又拿出两张道

    “我认为给舅舅也买辆‘永久牌’二八型蛮好的。秀儿姐，你喜不喜欢‘凤凰牌’二六型自行车？”

    “太喜欢了，你给我的是不是呀‘凤凰牌’！”

    “当然，拿到的几张自行车票没有杂牌子，都是凤凰、永久。”

    过了年十九岁的张玉兰心里急呀！

    她才拿了五个月工资，花了一些钱添置了两双解放鞋和几件衣服，也给父母和兄弟妹妹买了解放鞋，手里只有一百零三块钱。

    她同样渴望拥有一辆自行车，每一次逛商店都会去五金公司看自行车，她知道一辆车要花一百七八十块，还必须有指定牌子、型号的自行车票。

    张玉兰知道自行车票难搞，也知道过期作废，她太想开口要一张自行车票，可是买车的钱还差七十多块钱呢！

    秀儿、玉儿和张吉生凑钱给张禹根买辆自行车，秀儿自己买一辆就得借玉儿的钱。

    张玉兰算算账，认为玉儿手里恐怕没钱了，找父母要钱不现实，她家穷得底儿掉，简直是入不敷出，今年收成不错粮食有点，终于用不着吃杂粮，但是肯定拿不出七十块钱。

    况且她家重男轻女，要攒钱给哥哥娶媳妇呢！即便有这么多钱也不会给她买自行车呀！

    跟张玉兰同岁、同学的玉儿大名叫做张玉凤，比张玉兰大几个月，她其实也想买辆自行车。

    可是出钱孝敬爸爸，再凑钱给姐姐张秀凤买自行车，自己手上连二十块都不足，只能等明年喽！

    几个年轻人围着黄瀚叽叽喳喳议论，忽然间都不吭声了，因为大家都听见了玉兰的啜泣声。

    黄瀚讶异道“玉兰姐姐，你怎么了？”

    “黄瀚，你明年过年前还能弄到自行车票吗？”

    “当然能，这东西会越来越好弄，二表哥说得对，三五年后恐怕都用不着自行车票，有钱就卖得着！”

    “哦！这我就放心了，明年我也要买一辆‘凤凰牌’二六型的。”

    在八一年前，三水县的农村姑娘出嫁时能够带上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作为陪嫁，到了夫家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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