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放学回到家，张春梅把七块钱交给妈妈，并且把黄瀚说的话讲给她听，张妈妈笑了，道：

    “就这样吧！想不到‘劳动布’的布头还能这么利用！真不错！

    我会尽可能帮她家多买一些布头，仓库里过几天就应该能够攒出不少，到时候你通知那孩子。”

    “太好了，黄瀚一直关心能不能多买些布头呢，他要是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唉！就怕过不了几天知道‘劳动布’布头能够派大用场的人多了，到厂里找关系买布头的人多起来。

    厂里的干部一百几十呢！我也不知道以后还能帮那孩子买多少？

    你要告诉那孩子，不能全指望用‘劳动布’布头做‘双肩包’，让他家早作打算。”

    张妈妈毕竟是过来人，又知道黄瀚的妈妈一直靠给人家缝缝补补谋生。

    他已经看出来黄瀚家是准备做“双肩包”卖钱，此时心里反而有了压力。

    张妈妈担心女儿词不达意，又叮嘱道：“春梅，黄瀚一家子真的很勤劳，他们也很聪明，手还这么巧，我是担心以后他家买不着‘劳动布’布头，影响他家做这个生意。”

    “嗯！我会跟黄瀚说清楚，妈妈，你一定要帮帮他。”

    “我知道，也愿意帮他，这段时间能够帮着弄多少就通知他家买多少，你放心吧！”

    忽然，张妈妈貌似想到了什么，道：“春梅，如果有同学问起买这个‘双肩包’花了多少钱你就说不知道，是妈妈给的钱！”

    “为什么呀？”

    张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儿很诚实不会撒谎，此时觉得无法回答女儿的问题。

    张春梅又问道：“妈妈，你是不是认为给了黄瀚三块钱太少了？”

    见女儿不问清楚不罢休的样子，张妈妈只得到：“黄瀚家做‘双肩包’也是为了赚些钱，如果卖三块钱肯定一分钱都赚不着还得贴许多功夫。”

    “这些我都知道啊！黄瀚跟我是好朋友，他已经告诉我，我们互相帮助不要赚钱。但是他家卖‘双肩包’肯定是要赚钱的。”

    “这我就放心了，你不知道黄瀚家的‘双肩包’准备卖多少钱一只，因此你只能说不知道。”

    “我明白呀！肯定不能说我只花了三块钱材料费。”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

    黄瀚算了算，仅仅三四班就需要不低于十只‘双肩包’作为礼物。

    因为不仅仅要给萧蔷一只，刘晓莉、张倩几个傍晚去电影院门口唱歌帮着家里卖茶叶蛋的小姑娘总不能亏待了。

    还有王宇这个帮忙让自己以批发价买了六套日光灯的孩子。

    黄瀚不知道在“六一儿童节”前能够做出几只“双肩包”。

    一回到家就问张芳芬道：“妈妈，你有没有让小姨和五婶学着做‘双肩包’啊！”

    张芳芬叹口气道：“唉！你小姨是个无事忙，星期天上午就让黄馨叫她来家里一趟，她居然拖到今天上午才来了。”

    其实由于配件不齐，张芳芬不急，没有特意去找张慧芬，也没让方桂兰来帮忙。

    可是昨天拿到了拉链、金属扣等等配件完成了七只“双肩包”后，发现根本不够分，这才急了起来。

    张芳芬知道五婶方桂兰和小姨张慧芬都会缝缝补补有基础，只要上了手，做起来一定很快。

    星期三上午，张慧芬回家时才想起张芳芬有事找她，她绕了一点路来到了黄瀚家。

    她在交通局的下属单位上班，工资低上班的地方寒碜，工作内容就是管理三轮车夫，收三轮车夫上交的份子钱，给他们小票。

    这个工作其实也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公私合营时三轮车夫都被收编成为了社会主义工人群体中的一员。

    他们是正式工，退休有退休工资拿，生病了单位报销医疗费，见到有人偷偷地蹬三轮、骑自行车拉客就会上前围攻。

    农村人上街蹬三轮、二轮车，靠卖苦力赚点小钱还被“街上人”欺负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

    七八十年代，太多坐三轮车的人是单位出公差的。

    他们每花一分钱都必须有发票才能够报销，整个三水县三轮车夫使用的小票都要从张慧芬这里领。

    张慧芬上班的地方就是汽车站门口一个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小棚子。

    此时三水县的汽车站就在西大街西头，属于县城的中心地带。

    张慧芬的那个木头小棚子绝对是冬凉夏暖，一旦下雨到处漏水，张慧芬就得去汽车站里的候车室躲雨。

    这份工作张慧芬已经做了十几年早就跟所有蹬三轮的正式工混熟了，小票都是半个月领一回。

    在没有领导检查的情况下，没事干的张慧芬一天也就是在小棚子里混三四个小时。

    张芳芬见张慧芬来了把方桂兰也喊来。

    方桂兰在县塑料制品厂上班，是两班倒，分早班、午班没有夜班，她今天是午班，两点钟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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