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摇头顿脚表示否认，或是两眼朝天。他口吃，答话困难，但是他整个人，从头到脚，都表示不服。在这一排排摆开阵式、向他溺战的聪明人面前，他简直是个傻子，简直是个陷入了重围的野人。可是目前正是威胁他未来生活的紧急关头，他的嫌疑越到后来越大，全体观众望着这种极尽诬陷、逐渐向他紧逼的判决词，比起他自己来还更担忧些。还有一层可虑的事，假使他被证实确是冉阿让，小瑞尔威的事将来也得判罪，那么，除监禁以外，还有处死的可能。这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他那副冥顽不灵的表情是什么性质的呢？是愚蠢还是狡狯？是懂得很清楚还是完全不懂？对这些问题听众各执一辞，陪审团的意见仿佛也不一致。这件疑案，既惊人也捉弄人，不但暖昧不明，而且茫无头绪。

    那个辩护士谈得相当好，他那种外省的语句，从前无论在巴黎也好，在罗莫朗坦或蒙勃里松也好，凡是律师都习惯采用，早已成为律师们的词藻，但今天这种语句已成古典的了，它那种持重的声调、庄严的气派，正适合公堂上的那些公家发言人，所以现在只有他们还偶然用用；譬如称丈夫为“良人”，妻子为“内助”，巴黎为“艺术和文化的中心”，国王为“元首”，主教先生为“元圣”，检察官为“辩才无碍的锄奸大士”，律师的辩词称“刚才洗耳恭听过的高论”，路易十四的世纪为“大世纪”，剧场为“墨尔波墨涅殿”，在朝的王室为“我先王的圣血”，音乐会为“雍和大典”，统辖一省的将军为“驰名的壮士某”，教士培养所里的小徒弟为“娇僧”，责令某报该负责的错误为“在刊物篇幅中散布毒素的花言巧语”等等。这律师一开始，便从偷苹果这件事上表示意见，要说得文雅，那确是个难题；不过贝尼涅·博须埃在一篇祭文里，也曾谈到过一只母鸡，而他竟能说得洋洋洒洒，不为所困。这律师认定偷苹果的事没有具体的事实证明。他以辩护人的资格，坚称他的主顾为商马第，他说并没有人看见他亲自跳墙或攀折树枝。别人抓住他时，他手里拿着那根树枝（这律师比较喜欢称树枝为树桠），但是他说他看见它在地上，才拾起来的。反证在什么地方呢？这树枝显然被人偷折，那小偷爬到墙外后，又因心虚便把它丢在地上。贼显然有一个。但是谁能证明这作贼的便是商马第呢？只有一件事，他从前当过苦役犯。律师并不否认这件看来很不幸已被证实的事，被告在法维洛勒住过，被告在那里做过修树枝工人，商马第这个名字源出让·马第是很可能的，这一切都是确实的，并且有四个证人，他们都一眼就认出了商马第便是苦役犯冉阿让。律师对这些线索、这些作证，只能拿他主顾的否认、一种有目的的否认来搪塞；但是即使认定他确是苦役犯冉阿让，这样就能证明他是偷苹果的贼吗？充其量这也只是种猜测而不是证据。被告确实用了“一种拙劣的自卫方法”，他的辩护人“本着良心”也应当承认这一点。他坚决否认一切，否认行窃，也否认当过苦役犯。他如果肯承认第二点，毫无疑问，一定会妥当些，他也许还可以赢得各陪审官的宽恕；律师也曾向他提出过这种意见，但是被告坚拒不从，他以为概不承认便可挽救一切。这是一种错误，不过，难道我们不应当去考虑他智力薄弱的一点？这人显然是个痴子。狱中长期的苦楚，出狱后长期的穷困，已使他变成神经呆笨的人了，律师说着说着，说他不善于为自己辩护，这能成为判罪的理由吗？至于小瑞尔威的事，律师不用讨论，这毫不属于本案范围。最后，律师请求陪审团和法庭，假使他们确认这人是冉阿让，也只能按警章处罚他擅离指定住址，不能按镇压累犯的苦役犯的严刑加以处理。

    检察官反驳了辩护律师。他和平时其他的检察官一样，说得慷慨激昂，才华横逸。

    他对辩护律师的“忠诚”表示祝贺，并且巧妙地利用了他的忠诚。他从这律师让步的几点上向被告攻击。律师仿佛已经同意被告便是冉阿让。他把这句话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人确是冉阿让了。在控词里，这已被肯定下来不容否认的了。做到这一点，检察长便用一种指桑骂槐的巧妙手法追寻这种罪恶的根源和缘由，怒气冲天地痛斥浪漫派的不道德，当时浪漫派正在新兴时期，《王旗报》和《每日新闻》的批评家们都称它为“撒旦派”！检察官把商马第（说冉阿让还更妥当些）的犯法行为归咎于这种邪侈文学的影响，说得也颇象煞有介事。发挥尽致以后，他转到冉阿让本人身上。冉阿让是什么东西呢？他刻画冉阿让是个狗彘不如的怪物，等等。这种描写的范例在德拉门①的语录里可以看到，对悲剧没有用处，但它每天使法庭上的舌战确实生色不少。听众和陪审团都“为之股栗”。检察官刻画完毕以后，为了获得明天《省府公报》的高度表扬，又指手画脚地说下去：“并且他是这样一种人，等等，等等，等等，流氓，光棍，没有生活能力，等等，等等，生平惯于为非作歹，坐了牢狱也不曾大改，抢劫小瑞尔威这件事便足以证明，等等，等等，他是这样一个人，行了窃，被人在公路上当场拿获，离开一堵爬过的墙只几步，手里还拿着赃物，人赃俱获，还要抵赖，行窃爬墙，一概抵赖，甚至连自己的姓名也抵赖，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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