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因诺肯季的同监难友，一个神甫，吉洪分子。此人有个名叫赫里斯京娜的六岁女儿。父亲的被捕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对她是个打击。“宗教人士”、“被视夺公民权的人”这一类名词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污点。她也许在自己炽热的童心里发誓，一定要洗掉自己慈父名字上的这个污点。这么早就立下这样的目的，并充满不可动摇的决心，使她现在仍然是她所认为的共产主义当中最不容置疑的一切的孩子般狂热的追随者。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一则札记：

    “这头肥猪专心读的是本什么书？”医生动了好奇心。“他干吗这样拼命地往书上做记号呢？”他抱着劈柴绕过他的写字台时，从看书人的肩膀上往下瞟了一眼。桌上摆着瓦夏先前在国立高等工艺美术学校里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小册子。

    钱不久就汇到了，其款额超过医生的标准和他的朋友们的经济水平。替孩子们雇了保姆。马林娜重新回到电报局。她一直不放心，但已经习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以往的怪癖，终于容忍了他这次的古怪行为。尽管他请求并警告他们不要寻找他，但朋友们和这位他亲近的女人仍然继续寻找他，但同时也渐渐相信了他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没找到他。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就在他们鼻子底下显眼的地方，在他们寻找的最小的圈子之内。

    他失踪的那天，黄昏前，天还亮的时候，他走出戈尔东的家，走到布隆纳亚街，向自己的家斯皮里东大街走去的时候，还没走出一百步，便撞上迎面走过来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已经三年多没见过他了，他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原来，叶夫格拉夫偶然到莫斯科来，刚刚不久。他像往常那样从天而降，什么情况也问不出来，问他什么他都用默默的微笑或笑话岔开。但他绕过生活琐事，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两三个问题，马上弄清他的全部悲伤和麻烦，便在街道狭窄的拐角处，在绕过他们和朝他们走过来的拥挤的人群当中，制定了一个如何帮助并挽救哥哥的计划。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失踪和隐藏起来便是他的主意，他的发明。

    他在艺术剧院旁边一条那时还叫卡梅尔格尔斯基的街上替他租了一个房间。他供给他钱花，为医生张罗具有广阔科学实践活动的差事，总有一天会把他安置在医院中。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保护哥哥。最后，他还向哥哥保证，他的一家在巴黎的不稳定状况终将结束。或者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到他们那儿去，或者他们回到他这儿来。叶夫格拉夫自告奋勇把这一切办好。弟弟的支持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受到鼓舞。像先前一样，他的势力仍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不想探索这个秘密。

    对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而言，房间不仅是工作室，也不仅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完全被工作吞没的时期，当堆在桌上的札记本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计划和构思，他构思出的和梦想到的形象悄悄地飘荡在空中的时候，仿佛画室中堆满刚刚开始的、画面对着墙的画稿，这时，医生住的房间便成为精神的宴会厅、疯狂的贮藏室和灵感的仓库。

    他从后门口人堆里往外挤，又引起一阵骂声、踢瑞和狂怒。他不顾乘客的喊叫，挤出人群，从电车的踏板上迈到石板路上，走了一步、两步、三步，咕略一声栽在石板上，从此再也没起来。

    他先迅速地打出文章草稿，要像头一次在瓦雷金话那样，写出脑子里涌现出的诗篇片断，开头、结尾或中间，想到什么写什么。有时他的笔赶不上喷涌的思绪，他用速记法记下开头的字母和缩写字，但手还是跟不上思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不走运。他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这辆电车每天都出事故。不是大车轮子陷进电车轨道，阻挡电车行驶，便是车底下或者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发生短路，僻僻啪啪冒火花。

    文章和诗都是同一个题材。它的描写对象是城市。

    他在信中通知戈尔东，把寄给他名下的钱转交给马林娜。他请戈尔东替孩子们雇个保姆，以便把马林娜从家务中解脱出来，让她有可能再回到电报局工作。他解释道，没把钱直接寄给她，是因为担心汇单上的款额使她遭到抢劫。

    “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赞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但即便是这种样子，它仍然是现代大城市，现代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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