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以后的几天中，Ｋ发现很难和布尔斯特纳小姐搭上话；甚至讲一句话也不可能。他千方百计地想找她，但是她总设法避开。他离开办公室后，直接回家，坐在屋里的沙发上，熄了灯，开着门，专心致志地看着门厅。如果女仆从这儿走过，发现他的屋里似乎没人，便随手把门关上的话，稍待片刻他便站起身来，重新把门打开。他这几天都比平常早一个钟头起床，希望能在布尔斯特纳小姐上班前，和她单独呆一会儿。但是这些计策却没有一个奏效。于是，他就给她写信，往她办公室寄，也往她家里寄。他在信中试图再一次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表示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补救，保证以后决不越出她所规定的界线，请求她给他一次和她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不同她先商量就无法和格鲁巴赫太太谈妥任何事情。最后他告诉小姐说，下星期日他整天都在屋里等着，希望她能带来个信息，或者答应他的要求，或者至少解释一下，为什么即使他已保证对她言听计从，她还是不愿见他。他的信没有退回，但也没有得到回音。不过，到了星期天，他倒是得到了一个意思足够明确的信息。早晨，Ｋ透过自己房门上的钥匙孔，发现门厅中有不同寻常的动向。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一个法语教师好像搬进了布尔斯特纳小姐的房间，这是一位德国姑娘，名叫蒙塔格，病态，苍白，脚有点跛，到目前为止自己单住一间房。她在门厅里来回走了几个钟头。看来她老是丢三拉四，不是忘了几件内衣，便是忘了一块布，或是忘了一本书，必须专门再跑一次，放进新房间里去。

    当格鲁巴赫太太进来给他送早餐的时候——自从她那次把Ｋ惹生气以后，她一直无微不至地伺候他——他不得不首先打破他俩之间的沉默。“今天门厅里为什么这样忙乱！”他一面问，一面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不能挪到别的时间吗？这地方必须在星期天彻底打扫吗？”虽然Ｋ没有看着格鲁巴赫太太，他却知道她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这几个问题尽管很严厉，她却认为这意味着宽容，或者接近于宽容。“没有人在彻底打扫这地方，Ｋ先生，”她说，“蒙塔格小姐搬去和布尔斯特纳小姐住在一起，她正忙着搬东西呢。”她没有往下说，而是等着，看Ｋ会怎么反应，是不是会让她继续说下去。但是Ｋ却故意折磨她，搅着咖啡，一声不响，只顾自己思考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抬眼看着她说：“你早先对布尔斯特纳小姐的疑问已经消除了吗”“Ｋ先生，”格鲁巴赫太太大声说道，她正盼着这个问题；她两手握在一起，朝Ｋ伸去，“你把我随便说说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了，我从来没想到过要得罪你或是任何其他人。你肯定早就了解我了，Ｋ先生，你应该相信这点。你简直想像不出，最近这些天我是多么难受！我讲了房客的坏话！而你，Ｋ先生，竟相信了！你还说，我该让你搬出去！让你搬出去！”她最后这次感情的发泄已被啜泣所窒息，她撩起围裙，蒙到脸上，号陶大哭起来。

    “请别哭，格鲁巴赫太太，”Ｋ说；他看着窗外，思念着布尔斯特纳小姐，并且想着她让一个陌生姑娘住进自己房间这件事。“请别哭，”他又说了一遍，因为当他转过身去的时候，发现格鲁巴赫太太还在哭。“我说的也没有这么可怕，这么严重。我们彼此误解了，这种情况在老朋友之间有时也会发生的。”格鲁巴赫太太把围裙从眼睛上移开，想看看Ｋ是否真的息怒了。“好啦，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这么点事，”Ｋ说；他接着又贸然加上一句，因为他根据格鲁巴赫太太的表情判断出，她的侄子——那位上尉——并没有向她透露任何事情。“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会为了一个陌生姑娘而和你作对吗？”“我正是这么以为的，”格鲁巴赫太太说；她只要稍微觉得轻松点，马上便会说出一些不合适的话来，这是她的不幸之处，“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Ｋ先生要为布尔斯特纳小姐这么操心呢？他明知道，他嘴里讲出来的任何一句不大好听的话都会使我失眠，为什么非要在布尔斯特纳小姐的问题上跟我吵架呢？何况关于这个姑娘的事，我只讲了亲眼看见的事实而已。”Ｋ对此没有回答，当她讲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应该把她哄出屋去，不过他不想这么做。他满足于自顾自喝咖啡：让格鲁巴赫太太自己明白她呆在这里是个累赘吧。他又听见蒙塔格小姐在外面来回奔忙的脚步声，她一瘸一拐地从门厅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听见了吗？”Ｋ指着门说。“听见了，”格鲁巴赫太太叹了口气说，“我主动提出给她帮忙，还让女仆也来一下，可是她很要强，坚持所有的东西自己一个人搬。我委实对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做法感到不解：我常常后悔把房间租给蒙塔格小姐，可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居然让她搬进了自己的房间。”“你不必为此担心，”Ｋ一面说，一面用小匙把杯底的糖块碾碎，“这是不是意味着你遭受了某种损失？”“不是，”格鲁巴赫太太说，“这件事本身倒是对我颇为有利的，多出了一个房间，我可以让我的侄子——那个上尉——住进去了。我一直担心，他最近两天可能打扰了你，因为我只能让他住在隔壁的起居室里。他不大晓得为别人着想。”“你说什么来着！”Ｋ说，他站了起来，“没关系。你大概以为我神经过敏吧，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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