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雷杰西在死时贡献出来的最后一个表情。玛蒂琳那支大口径短筒手枪响了两次后，我走进屋。他躺在我的婚床上，正在咽气呢。看上去在她勾动扳机之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喜欢帕蒂·拉伦。她叫我高兴。我是属于她的。”

    “祝你走运。”玛蒂琳说。

    “我见到你时，我认为你是会叫我高兴的，”他说，“但你是个小土豆。”

    “这我信。”玛蒂琳说，然后勾动了扳机。

    杀死个人是很平常的，但她是自己决定一定要干掉他的。在危险的地方的疯子一定得除掉。你在喝黑手党的奶时，学的就是这些。

    一年以后，她在谈起这件事时，对我说：“我只等着他说那句呢。我一听那句话，肺都气炸了。”别管意大利女人叫小土豆。

    那天晚上，我父亲把他的尸体扔到海里。和雷杰西一起下葬的是一块钢筋水泥板，我父亲用铁丝，分三道，在腋窝、腰和膝盖等处把尸体绑在水泥板上。当然了，我父亲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练习，在阿尔文·路德中了风，躺在地上失去知觉那天早晨，道奇坚持要我用船带他到鬼城，到沃德利的墓地那儿。他硬要我去找到那些坟。我找到了。那天晚上，当我守着我们那位倒下了的捉毒品犯的警察时，父亲卖了六个小时最最肮脏的苦力。天刚亮时，他迎着潮水，把五具尸体运到深水处，然后平平安安地把它们沉到海底。毫无疑问，我现在处于撰写一部爱尔兰喜剧的危险之中，所以我不想描述道奇为了把阿尔文·路德送到液体安息地而做准备工作时的那股子热情。但我要提一下他干完活时说的那句话：“可能，我一直在干我不应该干的事儿。”可能是这样。

    我和玛蒂琳到科罗拉多州待了一阵子。现在我们住在基韦斯特。我试图写点东西。我们是靠着她在本地一家饭店里当女招待挣的钱以及我在她饭店对面的酒吧当“业余”侍者挣的钱过活。偶尔，我们等待着有人敲门，但我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人找上门来。劳雷尔·奥克伍德的失踪引起了很大的骚动，许多家报纸上都有她儿子的照片。他说，要是找不到他的母亲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我认为，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缺少做这种事儿的气质。报上的特写暗示说，圣巴巴拉的人认为劳雷尔和朗尼·潘伯恩曾在经济上犯了一两个小错误，现在可能找到了一个富有的新加坡商人或者是哪个有钱的人。尽管车后行李箱底部那摊血上有褶纹，警方照旧认为他是自杀。

    《迈阿密先驱报》登出一篇文章，报道了米克斯·沃德利·希尔拜三世失踪的事儿。有位记者真的顺藤摸瓜，到基韦斯特来找我了。他问我，我是不是认为帕蒂和沃德利会再度结合。我告诉他，他俩已经和我没有任何来往了，现在他们可能是住在欧洲，可能是在塔希提岛，或是在两个地方之间的什么地方。我认为，那种事总是会再次出现的。

    看起来似乎谁也不想知道雷杰西现在怎么样了。几乎没有什么人以官方的身份向玛蒂琳打听雷杰西的情况，这真叫人难以置信。华盛顿毒品管理局的一个人曾经给玛蒂琳打过电话。玛蒂琳告诉他，雷杰西和她开车准备到墨西哥去，但阿尔文在拉雷多就把她给甩了，所以她再也没有越过国境(早些时候，在我们去科罗拉多时，我们俩就绕道去了拉雷多，目的是弄到一张汽车旅馆的收据。这样，如果警方查问时，就有话说了)。但是，我认为，与毒品打交道的那些警官们对雷杰西失踪一事都会感到高兴的。现在，那件事就算了结了。有一次，我向玛蒂琳问起阿尔文的弟弟。可他那几个侄子照那张相时正是她唯一的一次见到他的家人——他的一个弟弟。

    我们由于手头的钱不充裕，所以想把我们各自的房子卖掉。但那两幢房子的房主名儿并不是马登和玛蒂琳。我猜，这两幢房子迟早会因交不上税金而被没收。

    我父亲还活着。那天，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上说：“祝我走运吧，但那些二百五大夫说，我的病好了许多。这叫他们大吃一惊。我病情的好转解除了他们的责任。”

    可是，道格拉斯·马登的儿子，蒂姆·马登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我怀疑父亲最近的心理状态这么好是与他沉到海底的那些人头和尸体有关。

    怪不得治疗癌症得花那么多钱。

    我自己呢？有许多事情把我牵连了进去，所以我必须用笔来把我从由忧郁、内疚和根深蒂固的精神罪孽组成的牢笼中解救出来。是的，我要利用这次机会。实际上，一切并不那么糟。我和玛蒂琳互相搂在一起睡觉。我生活在她的功绩的怀抱里，既舒服又安全，我同她结下了生死之交。同时，我也意识到，现在我头脑的清晰、平静是建立在杀人罪——这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但我不能说，我们彻底地、一点也没受伤害地摆脱了鬼城。我们住在基韦斯特时，有一个夏日的黄昏，赤道的热风越过加勒比海，朝我们这边刮来，室内空调机也不太管用，我想起了玛蒂琳和帕蒂的那些照片(我是用把剪子把她们的脑袋剪下来的)。睡不着，因为这迷人的黄昏使我想起我拿剪子剪照片那个时刻正是现在这时候。(当时我试着按伏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