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路上耍了些花招后，我感到很生气，又很好奇，很想喝口酒。这时，我才想起来，自从那天晚上在望夫台酒家喝过酒后，到现在我滴酒没沾。所以一回到家，把车停好我就朝镇码头走去。在镇中心，有几家好酒吧：海湾州酒吧（我们都管它叫博里格）、普博舱板酒吧、鱼和饵酒家（又叫血桶，以纪念在那里发生的殴斗，当然这个名字是非官方的），这都是些好酒吧，但不是豪华酒吧。同以前一样，酒吧里很昏暗，脏得叫你觉得很舒服。你可以蹲着，舒舒服服地喝酒，那种舒服程度绝不亚于待在条件好又可靠的子宫里的胎儿。头顶上面吊着几根荧光灯，老掉牙的自动电唱机有气无力地转着，一点也不刺耳。当然在夏天，像博里格这样的酒吧，顾客比纽约地铁交通高峰时的人还多。据说有个夏天，巴德韦塞啤酒厂或者是谢弗啤酒厂或是那些马尿啤酒厂的某一家公共联系处的人，在酒吧和餐馆之间举行了一次竞赛，看看在马萨诸塞州哪家啤酒卖得最多。结果是，在七月，普罗文斯敦的一家名叫海湾州的酒吧啤酒卖得最多。这一点，我确信不疑。八月间一个周末的早晨，几名高级职员身穿轻便夏装飞了过来，同行的还有一个电视摄制小组，准备把授奖仪式录下来。他们想拜访一下像国民警卫队训练场那么大的有龙虾和炸鱼加土豆片的地方。这种地方你在海恩尼斯能找到。可他们所看到的却是昏暗、恶臭的博里格。那儿的顾客只买得起啤酒，二百人挤在一起，站着喝。博里格从前门到后部发臭的垃圾箱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盖货车那么长。论食物，你能买到夹有火腿、奶酪或是灵格加香肠的“英雄”三明治。电视摄像机转动时，那帮嬉皮士站起来说：“啊，是这种啤酒。质量最操蛋。你那电视录像机上面的红灯是干吗用的？我是说得太多了，是不是？不说了！是不是？”

    冬天，这里的人也不少，但你能找到个地方坐下，了解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中午时，许多商业渔船都将靠岸。船员们都会到这儿来喝上几杯。木匠，贩毒的，捉贩毒的，几个在夏季别墅里干杂活的，在星期五手拿救济支票的未婚年轻母亲和其他拖着脚走去讨口饭吃的，或者找朋友弄杯酒喝的，都在喝着我们那些好马尿。我认识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如果他们卷进了现在与我有关的那件事，我可以好好讲述他们一番，因为他们无论长得有多么像，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在冬天，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看上去是用一个模子造的。我们一身灰黄色，人人都穿着军队的剩余军装。

    一个故事就足够了。我住在一个葡萄牙人居住的小镇。这个故事里，除了斯都迪之外没有本地人。斯都迪把葡萄牙人的脸都给丢尽了。在冬天的一个下午，博里格人少得都有些不自然了。一位约有八十来岁的葡萄牙渔民坐在柜台旁。因为长年劳动，他身子弯曲得好像是棵从海岸边大石头缝里长出来的柏树。这时，又有个渔民走了进来，他患有严重关节炎。他俩一块长大，一起踢足球，一起高中毕业，在同一条船上干活，一起来个一醉方休，可能还相互诱奸对方的妻子。可现在，八十岁时，他们相互怨恨竟跟年轻时在水坑里打拳架时差不多。坐在凳子上的那位，站起来扯着三月风那样粗哑的大嗓门喊了起来：“我原来寻思你死了呢！”另一位停住脚，回头瞅了瞅，像海鸥似的尖声回答说：“死了？我会参加你的葬礼。”他们一块喝起啤酒来。这只不过是另外一种驱散鬼魂的方法罢了。葡萄牙人说话时，知道该怎样喊叫。

    我们都跟他们学。在别的地方，他们测量酸雨的浓度或空气污染的指数或土壤里氧化物的含量。在我们这儿，除了捕鱼和出租房子以外没别的工业，也没有农业。空气和沙子都是干净的。但是，在酒吧里感觉不到酒精重量的日子很少有。当我在不眠之夜与鬼城里的精灵携手同行时，我感到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我可能是洒在水池中的一瓶钢笔水。我就像根架在微火上的烂木头似的得到众人的欢迎。

    同样，正如我以前在酒吧工作时所看到的那样，每间酒吧，就像每一个家庭一样，都有它特殊的习惯。在这个炉子里冒烟的那根木头在另一个炉子里却火苗四起。我的阴郁心情，和随之而来的肾上腺素，再加上头发显示出来的发狂与焦虑的情绪（这是毫无疑问的）没多久就使博里格的气氛发生了变化，欢笑声不断，人人喜气洋洋。一直在自己桌旁喝闷酒的站了起来，朝别的桌子走去。穿戴讲究的和他们的老妇人刚才一直没吱声，现在也开始感到心里迷瞪瞪甜丝丝的了。而这时，我只是在与心里的恐怖秘密交谈着，而不是与在场的任何人搭话儿——普罗文斯敦的每个冬季都可以用那年冬天最受欢迎的人的名字来命名。我自己认为，点燃这把火的是我，尽管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朝别人点点头，在卖酒的柜台前被围个水泄不通罢了。皮特波兰佬头一个向我凑过来，我们扯了几句，可这几句差一点没把我的脖子扭下来。“喂，”他说，“我和你妻子谈了一阵子。”

    “今天吗？”

    他闷了半天才回答。我嗓子发干，使了好大劲才挤出这个问题来，当时他刚好喝了口啤酒。除此之外，他也想不起来了。在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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