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说，他心里充溢着幸福，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接着他想：“我怎么可以把不纯洁的念头同这个楚楚动人的小东西连在一起呢！是的，看来陶丽说的是实话。”

    奥勃朗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走到卡列宁面前。

    “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他说了两人的名字。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卡列宁握住列文的手，冷冷地说。

    “你们原来就认识吗？”奥勃朗斯基惊奇地问。

    “我们在同一节车厢里待过三小时，”列文笑着说，“可是一下车就像从化装舞会里出来一样，完全糊涂了，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请吧！”奥勃朗斯基指着餐室说。

    男宾走进餐室，来到桌子旁边。桌上放着六种伏特加、六种干酪，有的干酪盘子里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鲱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一片片法国面包的盘子。

    男宾站着，围住香喷喷的伏特加和点心，柯兹尼雪夫、卡列宁和彼斯卓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讨论也因等待宴席开始而停止了。

    柯兹尼雪夫善于出其不意地用雅谑来结束一场最抽象和认真的争论，并以此转变对谈者的情绪。现在他也这么办了。

    卡列宁认为，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当局采用高级措施才能实行。

    彼斯卓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人口密度较大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柯兹尼雪夫同意双方的意见，但有保留。他们走出客厅时，柯兹尼雪夫为了结束谈话，笑着说：“因此，要实行非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多生孩子。我们哥儿俩最不行了。你们，结过婚的先生们，特别是您，斯吉邦·阿尔卡迪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您有几个呀？”他亲切地笑着问主人，同时把一只小酒杯举到他面前。

    大家都笑起来，奥勃朗斯基尤其高兴。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嘴里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倒在递过来的酒杯里。原来的谈话果然就在这戏谑中结束了。

    “这干酪不坏。您要来一点吗？”主人说。“你真的又在做体操吗？”他问列文，左手捏捏他的肌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手臂。于是，奥勃朗斯基的手指就隔着礼服的薄呢摸到一块像圆干酪那样的坚硬肌肉。

    “好硬的肌肉！简直像参孙 ！”

    “我想猎熊一定要有很大的力气。”卡列宁说，关于打猎的知识他是很可怜的。他撕下一块薄得像蛛网的面包瓤，加上干酪。

    列文微微一笑。

    “完全不是。相反，一个孩子都能打死一头熊。”他说着，向那些跟主妇一起走到桌旁来的女宾微微躬身，让到一旁。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头熊，是吗？”吉娣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滑溜溜不听话的蘑菇，因此抖动着那透露出她雪白小手的袖口花边，但还是叉不住。“你们那里真的有熊吗？”她向他半侧着美丽的头，笑盈盈地又说。

    吉娣的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对他来说，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睛和手的每个动作，都具有多少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信任，有柔情，羞怯而深切的柔情，有许诺，有希望，有对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并且使他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爱情。

    “不，我们是到特维尔省去打来的。归来的途中，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姐夫或者说姐夫的妹夫，”列文含笑说，“那次见面可有意思了。”

    于是列文就兴致勃勃地讲着，他怎样通宵不睡觉，穿着土羊皮袄闯到卡列宁的车厢里。

    “列车员像俗话 说的那样，根据衣衫要把我赶出去；但我立刻引经据典，故弄玄虚……您起初也因为我的土皮袄想把我赶出去，”他忘记卡列宁的名字，对他说，“但后来您就帮我说话，我真感激您哪。”

    “总的说来，乘客挑选座位的权利太不明确了。”卡列宁用手帕擦擦手指尖，说。

    “我看出您对待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列文朴实地笑着说，“我就连忙说点聪明话来补救土皮袄引起的误会。”

    柯兹尼雪夫继续同女主人谈话，一只耳朵却听着弟弟说话，斜着眼睛向他望望。“他今天怎么啦？简直像打了一场胜仗。”他想。他不知道列文今天仿佛长了一对翅膀了。列文知道吉娣在听他说话，她很高兴听他说话。只有这件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在他看来，不仅在这个屋子里，而且在整个世界，只有他——他变得身价百倍了——和她两个人。他觉得自己处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高空，所有这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和整个世界都在遥远的下方。

    奥勃朗斯基也不对列文和吉娣瞧一眼，就让他们坐在一起，仿佛没有什么用意，只因为没有别的空位置了。

    “哦，你就坐在这儿吧！”他对列文说。

    筵席像奥勃朗斯基爱好的餐具一样精美。玛丽·路易汤十分出色；小巧的馅饼入口即化，无懈可击。两个男仆和马特维系着雪白的领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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