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巴夫洛夫娜似乎故意去追赶一个循小路跑开去的孩子。

    “唉，他多么可怜，可是脸却长得多么可爱呀！”公爵说。“你为什么不过去呀？他说不定有话要对你说呢。”

    “好，那我们就去吧。”吉娣说着，断然转过身去。“今天你觉得怎么样？”她问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站起身来，支着手杖，怯生生地对公爵望了一眼。

    “这是我的女儿，”公爵说，“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白得耀眼的牙齿。

    “我们昨天就在等您了，公爵小姐。”他对吉娣说。

    他说这话时身子摇晃了一下，接着又重复这个姿势，竭力想装成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我本来要来的，可是华仑加说，安娜·巴夫洛夫娜派人来通知说你们不去了。”

    “怎么不去了？”彼得罗夫涨红了脸，立刻咳嗽起来，一面说，一面用眼睛找寻妻子。“安娜，安娜！”他喊道，在他那又细又白的脖子上，青筋像绳子一般突出来。

    安娜·巴夫洛夫娜走了过来。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他哑着嗓子，怒气冲冲地低声责问她。

    “您好，公爵小姐！”安娜·巴夫洛夫娜一反常态，带着假笑说，“我很高兴同您认识，”她对公爵说，“我们老早就在等您了，公爵。”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画家又一次哑着嗓子低声说，显然更加生气了，因为他的嗓子表达不出他想表达的情绪。

    “唉，我的天！我原以为我们不去了呢。”妻子懊丧地回答。

    “怎么搞的，几时……”他又咳嗽起来，摆了摆手。

    公爵举了举帽子，同女儿一起走开了。

    “啊呀呀！”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可怜的人！”

    “是的，爸爸。”吉娣回答。“你要知道，他们有三个孩子，没有用人，钱简直一点也没有。他从画院领到一点钱。”她情绪激动地讲着，竭力压制着因安娜·巴夫洛夫娜奇怪地改变对她的态度而产生的疑虑。

    “喏，这位就是施塔尔夫人。”吉娣指着一辆轮椅说，椅上靠住枕头躺着一个用灰色和蓝色料子包着的东西，上面张着一顶伞。

    这就是施塔尔夫人。后面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面色阴沉、身体强壮的德国工人。旁边站着一位淡黄头发的瑞典伯爵，吉娣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旁慢慢走着，像打量什么古怪的东西一样打量着这位夫人。

    公爵走到她面前。吉娣立刻在他眼睛里察觉到那种使她窘惑的嘲弄的火花。他走到施塔尔夫人面前，和颜悦色，彬彬有礼，用那种现在只有很少人能讲的典雅的法语对她说起话来。

    “我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但为了感谢您对小女的盛情，我不能不使您回想到我。”他脱下帽子，没有再戴上，对她说。

    “阿历山大·谢尔巴茨基公爵。”施塔尔夫人说。她抬起她那天国般的眼睛望着他，吉娣从她眼睛里看到不高兴的神色。“我看到您，很高兴。我可真喜欢令嫒呢。”

    “您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是啊，我已经习惯了。”施塔尔夫人说着，给公爵同瑞典伯爵作了介绍。

    “您的模样倒没有什么变化，”公爵对她说，“我有十年或者十一年没有福气见到您了。”

    “是啊，上帝给人苦难，也给人承担苦难的力量。我常常想，我拖着这条命干什么……盖那一边！”她恼怒地对华仑加说，因为华仑加替她用毯子盖腿盖得不对。

    “大概是为了好继续行善吧。”公爵眼睛含着嘲笑说。

    “这事可不该由我们来判断。”施塔尔夫人发觉公爵脸上微妙的神情，说。“那么，这本书是您给我们送来的吗，亲爱的伯爵？太感谢了！”她对那个年轻的瑞典人说。

    “啊！”公爵看见站在旁边的莫斯科上校，叫了一声。他向施塔尔夫人鞠了一躬，带着女儿同莫斯科上校一起走开了。

    “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莫斯科上校有意显出嘲弄的神气说，他因为施塔尔夫人不同他打招呼而生着气。

    “她还是老样子。”公爵回答。

    “那您还是在她生病以前，也就是说在她躺倒以前，就认识她了吗，公爵？”

    “是的，我看着她躺倒的。”公爵说。

    “听说她有十年没有起床了。”

    “起不来了，因为她的腿短了一截。她的整个身子难看极了……”

    “爸爸，不会吧！”吉娣叫起来。

    “爱说闲话的人都这么说，我的宝贝。你那位华仑加真是够受的了！”他继续说。“唉，这些有病的太太！”

    “啊，不，爸爸！”吉娣激动地说。“华仑加崇拜她。再说，她做了多少善事啊！你问随便什么人都行！她和阿琳是人人都知道的。”

    “也许是这样。”他用手臂夹紧女儿的手臂说。“但做了好事，问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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