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中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限制来自于物质手段也来自于社会制度和文化，来源于跟外部环境不自由的博弈。在自由状态下人多数是幸福的，所以自由是幸福的源泉，也是幸福的保障。

    怎样才能现实地感觉到自由呢？做生意以后，有三件事突然让我感到自由了。

    第一，自己决定几点上班。这件事非同小可，以往的上班时间都是被规定好的。不管是在机关还是公司上班，多数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我当时出门要先骑自行车，然后坐公交车转地铁，下来还要再走路。创业以后上班时间可以自己定，弹性的工作时间让人感觉自由并快乐。

    第二，自己决定发多少工资。以往在任何地方工作，你跟外部环境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和话题是薪酬问题。这事不能自己决定，你是被动的。创业的人最初可以决定这件事，可以决定发很少的工资，也可以决定发市场能接受的工资和公司能承受的工资，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由自己决定，这是很大的一个自由。

    第三，自己决定去哪儿。我记得第一次去深圳，从中央党校申请一笔经费，大概三五百块钱，然后坐一次飞机要打报告让很多人批，首先你去哪儿要征得别人同意，经费要申请。现在没这个麻烦，要去哪儿抬腿走就可以，跟秘书说一声，甚至你不说也没关系。所以一个人能够决定自己几点上班、自己决定发多少工资、自己决定去哪儿，这种自由状态让你感觉到创业是物有所值的，是快乐的。

    再加上另外三件事你就更快乐：第一不算小钱，第二不算时间，第三不算是非。

    大钱和小钱差别在哪里？大钱是投资用的，是资本品，是生产资料，小钱是生活资料。也就是说在生活领域你不算小钱，比如我们要吃肉就吃肉，从来就不用算，这就快乐。因为小钱往往绊倒人，比如今天吃一碗面你拿不出两块钱，店家就不让你走，甚至羞辱你。按照现在的统计，中产阶级一生大概有450万就够了，450万管一个孩子，供一个房子，养一部车子，一年能有几次度假，吃什么基本不用算账，这就挺幸福了。

    第二不算时间。我们很多痛苦往往来源于跟时间过不去，比如说昨天睡晚了，两三点睡觉，早上7点就要起，好痛苦。于是一觉睡到自然醒就是幸福，所以段子里经常说：睡觉睡到自然醒，点钱点到手发酸，这都是快乐的事儿。有一次我陪一个朋友去深圳做事，办完之后约了丁磊晚上六七点在广州一起见面聊聊，结果我和那个朋友下午4点就到广州了，剩下的时间没事干，逛逛书店打发时间。逛完书店还有时间，我们俩就去吃饭。这时丁磊来电说飞机晚点，晚点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说等他到了给我们打电话。这一下大把时间空出来了，于是就说吃什么呢？吃大闸蟹，过瘾！最后我俩找了餐馆，也不管丁磊几点到，反正他到了再说，我们敞开吃，大闸蟹加小酒，又不算小钱、吃多少算多少，又不算时间、吃到几点算几点，一直在那儿聊到晚上11点丁磊才打电话。那天给我的感觉特别幸福，忙碌中突然有一点不需要算什么时间的闲适。仔细想一下，每天的痛苦大多都跟时间有关，几点这样几点那样，人成了时间的奴隶。人类发明钟表以后效率提高了，但人的确不大幸福，相信10万年以前的人没有这么多和时间过不去的痛苦。

    第三个是不算是非，就是说人的很多痛苦是因为介意自己的角色和周围人给你的评价所带来的。你陷于是非中，每天总在探讨是和不是，别人说的是和不是，以及你认为这件事的对和错。人一生的烦恼都来源于是非，而是非是让你睡不着觉的一样东西。为什么会有是非？因为我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跟别人的期待有冲突，别人就会对你有评价，于是这个评价会也会给你正向的激励，加大你的焦虑。当一个人有是非以后，就开始不安，不安以后就要寻求外界和自己的一个平衡。这个过程就叫为是非而战、调整是非、议论别人是非的过程。这过程很痛苦。在一个有是非的世界里，永远有三个人在打架，一个是原我，原来本质上的真正的自己；第二个是自我，就是你认识的自己，你认识的自己已经有道德、有评判、有自我感觉，能自己欺骗自己；另外一个叫他我，别人怎么看你，这和你自己看到的永远是不一样的，别人看到更多的社会道德，更多外部的一些流行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观点。

    三个“你”形象不统一，所以老打架，你的是非在这之间折腾。西方人的快乐源自于对自己的看法，中国人的快乐绝大部分来自于别人对你的看法，所谓唾沫星子可以淹死人，跟中国文化有关。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年轻女子，她尿急，路过天上人间，就跑进里面的洗手间，10分钟后出来了，恰巧被邻居或同事路过看见，问她：干吗呢？女子说：我在里面方便一下。她说的原本是事实。但路过的这个人心里暗自言语：这地方也敢来，现在真是世风日下，年轻人什么钱都要挣。于是回到单位或街道就开始议论。

    女子就奇怪了，大家怎么都说我的闲言碎语？我没去坐台、没做坏事，我就去下洗手间，怎么就解释不清呢？大家从此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最后她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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