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大家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李女士，曾演过电影，应该说是挺有模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有一天李主管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和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我一回来，人家都说田时堂强奸了我。没有这事呵！到底是谁造的谣？”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呵，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上班的习惯是拿一张纸，把今天要做的事写几条给我，我作为总办主任拿这几张纸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谣言正是他亲自创作而由我帮他传播开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哭笑不得。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那份之前由我起草的开除田时堂的文件。写的时候，老牟正好站在边上看，他叫我把时间往前提一个多月。我那时候比较单纯，也不懂往前提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有关部门要来侦查；把田时堂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被开除掉，这样他做的事就得个人承担，公司不就没责任了嘛！而且还要说这个田时堂是个坏人，他不仅强奸女人，还犯了很多错误，公司早就给他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没关系。我是到后来才明白，栽赃强奸女人，原来是为了保公司平安。

    第二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在喊“董朝凯跑了”。董是什么人呢？是管资金的人，他跑了，那还得了？！于是我又组织人又派车到机场去抓，同时向公安报案，折腾了一阵还没逮住，让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员工开批斗会，揭露说这个人原来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

    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档，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做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朝凯问我：“干吗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真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待着吗？他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慢慢我才咂摸出味道来。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样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样也把银行的债赖掉了。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做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快70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在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情结的人是坏人，有政治情结的人大多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然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

    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自家里大操大办的多邪性啊！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一个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猪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猪。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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