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参与美国“9·11”后纽约世贸中心重建的项目，我深刻地体会到中美政商关系的差异。这件事情很有意思。我们的“中国中心”项目，应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项目，但是它的背景非常复杂。美国“9·11”之后不久，2003年我开始研究世贸这个项目，2004年正式跟美方谈。从那时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里，我一直在跟他们讨论世贸这个项目。世贸原来是120万平方米的写字楼，是个双塔，炸掉之后呢，要建5栋写字楼，四矮一高，加起来100万平方米。在被炸掉之前，这栋楼是属于政府拥有，业权是政府的，但经营权是一个商人的。

    这个商人叫拉里，是个犹太人，他把这栋大楼的经营权（99年的出租权利）买下来了。买下来之后，调整经营了一段，在“9·11”之前的3个月，他就买了一个特别的防恐怖主义的保险。当时人们认为他有神经病，因为谁都没有买过这个险种。虽然这事很奇怪，但幸亏他这么做了，否则他就亏大了，因为他买了这个保险3个月后楼炸了，他因此获得了巨大的赔偿。在争取赔偿过程中，他一直在跟政府和保险公司打官司。这么一个巨大的灾难，在恢复建设的过程中，你能体会到政府有多么尊重这个商人的权利。拉里在这次事件里成为获益最大的一家：拉里跟保险公司打官司，保险公司说“9·11”事件把楼炸了，肯定要赔，对吧？没问题！

    “9·11”之后拉里要求赔，保险公司也答应赔；但是拉里说，“9·11”炸了两栋楼，中间隔了十几分钟，是两次事件，你要赔两次。保险公司坚持认为，“9·11”就是一个事件，炸了就该赔一次。拉里说，这本来就是两栋楼，炸了以后它又不是一次倒的，分了两次。又是两架飞机撞的，应该算两次。算两次，保险公司就要赔两次钱。

    所以，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起诉讼，拉里一直和保险公司折腾着。如果在中国，一个企业要是敢这样，一定会被说成是发国难财，唾沫星子也会淹死他了。但是在美国，拉里就这么嚷嚷着打官司，打了以后还肯定要赢，首先赔一次是没有问题了，保险公司肯定赔。这起诉讼很快就赢了之后，他又起诉，说保险公司还得再赔一回。这时媒体舆论很多批评他的，但这哥们儿就是这么打，输了就输了，但是不影响他跟政府继续扯皮，因为经营权是他的，所以在世贸重建过程中，他就不让步：我愿意慢慢建，这经营权是我的，我只是按照原来的合同，每年该付多少钱，我照付（地租）。因为保险公司给他赔了钱了，他付得起，他就每年给那个港务局付地租，一分钱不差；他说我只要付了，我爱什么时候盖，就什么时候盖，你管得着吗？

    这样，拉里就在那里蹭时间，因为蹭时间的过程中，房价也会涨。这样，他先把七号楼建起来了。七号楼是他们家族的，在他和他的孩子名下，全部都是私人财产。拉里决定先建它，因为先建它他可以挣钱。关于另外几栋，他就慢慢跟政府讨价还价，说要建可以啊，你政府要发债券，要给补助，反正你不给我就不建，我没钱。可是政府这边有很大的压力，因为“9·11”都5周年了，这5年，政府在地底下已经花了102亿搞基础设施，眼看都快做完了，但是上面这楼老不起来，特别是有一个叫自由塔的项目（新世贸中心最高的标志性建筑），高1776英尺，象征美国1776年建国。为什么叫自由塔呢？因为自由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以“自由塔”命名，以表示美国对恐怖主义的反击，反击的象征就是我重新建一个，比那会儿还高，叫“自由塔”。这是政府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项目，很迫切要建起来。所以公众对政府施加很大压力，说弄了半天，都5年了，怎么还不建呢？拉里说没钱，不着急。这种政商关系下，政府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迫于压力，政府又和拉里开始谈判，谈什么呢？就是让拉里把经营权让出来，退回给政府，政府用钱把自由塔和三号楼的经营权买回来，剩下两个项目的经营权还是拉里的。这样，政府就可以先把自由塔盖起来。政府为了从拉里手里把这个经营权拿回来，谈了一年多，给拉里补的钱超过一亿美元。

    政府也完全要遵守商业合同。因为人家遵守合同，人家没有违约，而且每年付了地租钱哪！人家该起诉保险公司的照起诉。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纽约州政府、新泽西州政府、港务局，包括州长、市长，不断在媒体上批评拉里，拉里还是我行我素，政府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政府只能按商业规则出牌，拉里也按规则玩，大家该谈判谈判，没有任何不平等的，一分钱、一分钱地谈，一直到2006年下半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才跟拉里谈完了，把钱给拉里付了，拉里才退出来，然后我们才有机会跟政府（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局）开始谈自由塔项目。

    在谈七号楼时，我们的信用证晚了7天时间送到。这7天是我们口头约定的时间，不是法律上的违约；但是到了口头约定的那个时间，我们的信用证还没到。如果按照中国国内的情况，事情会很容易解决：州长，市长打个招呼，找个朋友说说，这不就差几天嘛，这事前面都谈了一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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