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地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家对我不好，不把我当人待；二是我一直被迫从事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我现在是人民教师，这本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可我实在没有资格搞这个行当。我除了学历高，长得也比较高外，几乎没有什么优点。缺点倒是特别多，譬如表达很差，五音不全，中气不足，普通话讲得不地道等等。听我讲课，不听还清楚，越听越糊涂。所以我一上课，同学们就在下面自己安排节目。尽管如此，学校领导仍然特别喜欢安排我上课，一周安排八天。这真是比活受罪还难受。我从不讳言，教师的职业是我自己挑选的，当然是被迫的。我如果不从事教育工作，就得从事另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当，这行当叫印刷品监管。说白了就是看小说，专看带颜色的和反动的。那时校长不叫校长，叫处长。我找处长报到，处长说，来了好来了好。处长带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同志姓赵，叫老赵。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毛孔之间还有连线，纵横交错，我一看以为看到了我家的红薯地，想想红薯地没这么小，又把它看成了脸。老赵说，我这个组叫小说组，我们的职责就是审查小说。他指着桌子上小山一样的书籍说，这些书都是从国外邮寄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反动和黄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动的和黄色的东西堵截在国门之外。

    听着老赵讲工作，我的头就像正在充气的皮球，不断往大里胀。我在高校读了七年书，说穿了就是看了七年小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明清小说研究，临毕业时，我一见到小说就患病，要四个同学抬着去校医院打点滴。老赵还没讲完工作，我就噗的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立即有人过来扶我，老赵一个劲地说，小江怎么啦，怎么啦？有一个清醒的人发话了，他说快送车站卫检局，那儿有医生。我在昏迷前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叹气，她叹着气说，现在的年青人身体素质就是差。

    大家把我送到卫检局，放在病床上，医生给我挂上点滴。我这病有个特点，就是一挂上点滴就清醒。大家看到我醒了过来，都松了口气。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把该挂的点滴都挂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既然扎了一针，不能白扎，总得输点什么进去，至少输点能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个认识，每次我一晕倒，同学们就给我挂氨基酸，好歹也要挂足三天。挂氨基酸后来在南州很流行，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医院挂氨基酸，气得医生护士够呛，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但医院领导很开心，因为既可以创收又不会死人。

    我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就是这样。大家对我印象不好，说我是贾宝玉的老婆，弱不禁风。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比较难接受的是单位领导仍让我看小说，一点也不体谅我一看小说就发昏的实际，硬是不给我换岗。他们说，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就发昏，那单位不就乱了套？

    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每看完一本，就在一张小卡片上填几行字，内容有二，一是对书的评价，二是给书定级别，所以我的权力也算不小，国内收件人能不能收到这本书关键就看我这支笔怎么写。当然不是瞎写，也得讲原则，譬如说九级可以写成八级、七级，甚至五级，但绝不能写成二级，也就是说马可以说成驴，但大象不能说成蚂蚁。这也是海关监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原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那么大能耐，这是我师傅教我的。师傅比我大几岁，我进关的时候，她的工龄加关龄已经十年了。她参加工作早，并不意味着她的学历低，她也是研究生，据说是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一直读上来的，对此我格外钦佩。我后来读了半年的自学考试，老师见我那么高的学历还读自学考试，觉得奇怪，三天两头过来审我，审完了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在报社，帮他发篇论文。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朱镇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像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朱镇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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