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工按之，无差，”自实体难工。空摹易善，于是白描山水之画兴，而古人之意亡矣。

    宋邵博《闻见后录》云：”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尚有其遗法。至吴道玄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减矣。况其下者。”此可为知者道也。

    宋徽宗崇宁三年，立画学，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此近于空摹之格，至今尚之。

    谢在杭《五杂俎》曰：“自唐以前，名画未有无故事者，盖有故事便须立意结构，事事考订，人物衣冠制度宫室规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势向背，皆不得草草下笔。非若今人任意师心，卤莽灭裂，动辄托之写意而止也。余观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辈，皆画神佛变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窦建德、安禄山有何足画，而皆写其故实。其他如懿宗射兔，贵妃上马，后主幸晋阳，华清宫避暑，不一而足。上之则神农播种，尧民击壤，老子度关，宣尼十哲；下之则商山采芝，二疏祖道，元达钅巢谏，葛洪移居。如此题目，今人却不肯画，而古人为之，转相沿仿。盖由所重在此，习以成风，要亦相传法度，易于循习耳。

    〇古器洪氏《随笔》谓：“彝器之传，春秋以来固已重之，如郜鼎、纪之类，历历可数。不知三代逸书之目，汤有典宝，武有分器，而春官有典庸器之职，祭祀而陈之，则固前乎此矣。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须之鼓，阙巩之甲，班诸鲁公、唐叔之国，而赤刀，弘壁、天球、河图之属，陈设于成王之顾命者，又天子之世守也。然而来去不恒，成亏有数。是以宝出河，九鼎沦泗，武库之剑穿屋而飞，殿前之钟感山而响，铜人入梦，钟ね生毛，则知历世久远，能为神怪，亦理之所必有者。《隋书》：‘文帝开皇九年四月，毁平陈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十一年正月丁西，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祸变，悉命毁之。’而《大金国志》载：海陵正隆三年，诏毁平辽、宋所得古器，亦如隋文之言。盖皆恣睢不学之主，而古器之销亡为可惜矣。”

    读李易安《题金石录》，引王涯、元载之事，以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尝不叹其言之达。而元裕之作《故物谱》，独以为不然，其说曰：“三代鼎钟，其初出于圣人之制，今其款识故在，不曰‘永用享’，则曰‘子子孙孙永宝用’，岂圣人者超然远览，而不能忘情于一物邪？自庄周、列御寇之说出，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虽圣哲之能事，有不满一叫者，况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饥而忘食也。则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守器以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于宝玉、大弓，窃之书，得之书。知此者，可以得圣人之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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