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註：「師古曰：郵亭書捨，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以近郭為上地，遠郊為中地下地，蓋自金元之末。城邑丘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後墾者遠郊，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重輕殊也。

    宋史言，宋時田制不立，甽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幷冒偽，未嘗考按。[5]王洙傳，洙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又言宣和中李彥置局汝州，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指為天荒。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訴者輙加威刑。公田旣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他州。[6]宦者傳。是則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獨金元之季矣。

    今邊郡之民，旣不知耕，又不知織，雖有材力，而安於游惰。華陰王弘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旣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生計日蹙，國勢日逋。非盡其民之惰，以無教之者耳！今當每州縣發紡織之具一副，令有司依式造成，散給里下。募外郡能織者為師。即以民之勤惰工拙，為有司之殿最。一二年間，民享其利，將自為之，而不煩程督矣。計延安一府，四萬五千餘戶，戶不下三女子，固已十三萬餘人，其為利益，豈不甚多？按塩鐵論曰，邊民無桑麻之制，仰中國絲絮而後衣之。夏不釋複，冬不離窟。父子夫婦，內藏於專室土圜之中。崔寔政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52]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真所謂倮蟲者也。吾乃賣儲峙，得二十餘萬，詣雁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乃紡以教民織。[53]後漢書采入本傳。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漢志有云：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八月載績，為公子裳，豳之舊俗也。率而行之，富强之效，惇龎之化，豈難致哉？

    《山堂考索》載：「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轉運征斂送納皆准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此法可以不盡人馬之力，而亦無逗留之患。今之過淮、過洪及回空之限，猶有此意，而其用車驢則必窮日之力而後止，以至於人畜兩弊，豈非後人之急迫日甚於前人也與，然其效可睹矣。」

    行鹽地分有遠近之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則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必興，於是乎盜賊多而刑獄滋矣。《宋史》言江西之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才畢，恆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斗格，或至殺傷，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元末之張士誠，以鹽徒而盜據吳會。其小小興販，雖太平之世，未嘗絕也。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間，為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視官鹽為善。及游大同，所食皆蕃鹽，堅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能禁，而設為巡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為一定之額，此掩耳盜鍾之政也。

    洪武三年六月辛巳，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長蘆運至太和嶺，路遠費重。若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者，俱准鹽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自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輸之費省而軍儲充矣。」從之。此中鹽之法所自始。

    丘濬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20]據諸職掌。天下夏稅秋粮，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一千餘，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粮額比天下為多。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隷之半。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蘇州一府七縣，[21]時未立太倉州。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餘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粮，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畆三斗。宋時均兩浙田，每畆一斗。[22]宋淳祐元年，鮑廉作琴川志曰，國初盡削錢氏白配之目，遣右補闕王永高象先，各乘遞馬，均定稅數，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畆，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畆，錢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於民者不過如此。自熙豐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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