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书省，政事堂。

    十一位宰相在早朝后齐聚。

    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政事堂。以前门下省权重，宰相们自然都在门下省议事。而长孙无忌致仕辞职，朝中便以中书令李绩资格最老。

    于是，李治迁政事堂至中书省，这也表示皇帝虽取消了李绩主持朝政的头衔，但诸相之中，依然对李绩最为尊重。

    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印也改为中书门下之印。

    政事堂迁到中书省，改名中书门下最大的变化还是宰相轮流执笔之变，中书门下常设十一名宰相，皆统一名号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而仆射、尚书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则不能进中书门下会议、决策军国大事。

    这一切变化，其实都是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对权力的平衡。

    比如唐初政事堂设在尚书省，三高官官中以尚书令权最高，后因尚书令权太重，又借口李世民曾经做过尚书令，便从此不再实授此官于臣子，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主官，兼做宰相之首。

    一开始宰相只有尚书令、中书令、侍中三人，后来尚书令实际空缺，于是便变成了左右仆射、侍中、中书令四人。

    最初之时是没有政事堂这个宰相集议制度的，李世民本不是太子，杀兄逼父夺位才登上帝位，在刚当皇帝之初执政并不稳固，当时朝廷内部派别繁多，政治形势自然也是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统合各派意见，均衡其间利益分配，就成了李世民最棘手的问题。

    为了达到巩固皇位的目的，他一面保留了高社老臣们的高位，给裴寂加司空，让萧瑀、封德彝等仍保其职。一面又把自己的亲信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任以尚书右仆射、中书令、侍中等要职，以掌政权。

    同时，又用原太子建成旧部如魏征、王珪等为审议、论谏之官，让他们分任黄门侍郎、谏议大夫，利用失势者急于表诚立功的心理，来监察政事，防止群下蒙蔽。

    又提拔了众多的庶族地主入仕，缓解当时的士庶矛盾。

    为了适应这各方面的需要，于是打破旧例，在原有的三高官官之外，又增加了不少各种名号的宰相，比如参预朝政，参加政事等。

    如此，随着宰相数量的不多增加，采取集议制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李世民广任贤良，高居深视，他对朝堂的驾驭能力比较自信，于是也敢于搞出了宰相众多的群相议政制度。

    虽然群相制度，其实最初是为了调和各派系不得已而为之，但另一方面也确实表明了李世民高超的驾驭能力。

    于是朝廷的中枢便从尚书省移到了门下省，李世民为了分散宰相们过于庞大的权力，便大力提高门下省的地位，充分利用其审议职能，借以均衡三省的权力分配，以达成均势，让宰相之间互相牵制，尤其是改变高祖时以尚书省一省独大的局面。

    随着知门下省事名号的出现，宰相实权也开始逐渐从左右仆射手中，流向较低品阶的职事官员。

    政事堂最初设立的初衷还是减少三省的摩擦，协调其间的关系，提高工作效率，避免中书和门下二省的纠缠不休，于是便将二省合在一起议事，故政事堂又称门下中书。

    在太宗晚年，政事堂多少带有一些议政、审议甚至是执行集中性质与混杂的色彩，李世民时的政事堂，还并没有形成宰相集议超然的专职议政性质，与行政并未分开。

    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的出现，让政事堂里的宰相不再只是三高官官，这个时候，那些经验丰富的老臣也能当个顾问，继续发挥余热。一些低阶的官员，也一样有机会拜相入堂。

    这为皇帝平衡宰相之权，大开方便之门。

    李治初继位，以国舅、顾命元老长孙无忌主持朝政，而当时长孙无忌以中书令知三省事，这也使得中书省的地位开始提高，虽然此后长孙无忌改任为侍中，但时间很短，李绩继任中书门下后，他在宰相之中资格最高，威望最高，于是李治进一步的下旨把政事堂移到中书省，于是门下中书改为中书门下。

    都说明依照制度，皇帝的诏书必须经过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方能生效。不但如此，李治还取消了尚书仆射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衔，实际的让尚书仆射不得干预政事堂会议，尚书高官官便退出了政事堂，尚书省也成为了专门的执行机关。

    而中书门下群相，也形成了专门的议政机构，是决策军国事务的最高国务机关。

    中书和门下省实际已经处于合并状态，集决策和审议为一身，不再复三省并重的局面。

    中书门下的政事堂，只是单纯的议政机构，政事堂会议中作出决定的事情，必须呈给皇帝过目，由皇帝作出最后的裁决，才能颁旨施行，这也是对相权的限制。

    而为了平衡皇权，施行制敕又必须经过政事堂宰相的附署，否则便为不合法，为被承认为正式的诏令。

    未经宰相附署的诏令称为中旨，而未经宰相附署的授官者，谓之斜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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