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工作。

    赵刚甚至亲自“视察”过码头。赵刚则在一次晚宴上向“码头建筑工人”“致以谢意”；疆市的市长甚至公开发表谈话，对“本市目前正在建设地项目”表示满意。认为尽管该设施的“确切用途要等到战争结束后能公诸于众，但它必将给本市带来巨大地经济利益”。

    为了迷惑俄国空军的侦察机，中国的战斗机不断地在码头上空盘旋，好像是在保卫这一设施。工兵则用燃烧原油的方法，使储油

    烟雾弥漫。只有当一切都安排好之后，会故意将察机放入该区，而且只让它们呆在3米以上的高空。使摄像机无法分辨出储油区设施中的破绽。每当一些飞机从高空扔下一些炸弹对储油区进行袭击时，一些工人便四处点火，造成被“击中”和“起火”地假象。

    一些经过精心策划的消息也陆续通过报刊“泄漏”出来。当地报纸“读者来信”专栏围绕近涌入这一地区的“大量军队”展开了一场唇枪舌战的辩论。愤怒的读者纷纷写信，“严厉谴责”自从“大量没有素质的大兵”进驻该地区以来，已使当地发生前所未有的“价格危机”。他们举例说，在疆的市场上，一只鸡的价格已经涨了一倍，而黄豆地价格涨了两倍，这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有的报纸则偶尔刊登一些其他的相关消息。如“某空降师现役军人，现与疆的某小姐订婚”，等等。在电台地“情人娱乐”节目中，也时常播放陆军官兵家属为其亲人点播的歌曲。这一切都将使仔细搜集情报的俄军情报部门产生心理错觉。

    尽管采取了上述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措施，北京监督处仍然认为，在俄军情报专家地眼里，可信赖的还是那些已经潜入中国境内的间谍。于是。向俄国人证实陆军西南突击集群真实性的任务又落到了一些经过特战委员会精心挑选的双重间谍身上，虽然在使用这些间谍时需要格外谨慎，因为只要有一点失误，便会给整个“女娲”计划带来后患无穷的损害，但北京监督处还是决定起4双重间谍作为演奏这一欺骗乐曲的“第一提琴手”，其他双重间谍则从不同地角度加以协助和配合。

    在这些间谍中了不起的是一位白俄罗斯人勃勃佐夫斯基，月他去莫斯科向其俄国操纵人递交了一份中国西南突击集群的战斗命令。从而在俄国情报机构建立起了西南突击集群的基本印象。另一名则是以“布鲁特斯基”而闻名的双面间谍。

    他告诉他的俄国老板，他已经被分配到了吴俊升的司令部充当中国西南突击集群之间的联络官。每天半夜时分，布鲁特斯基便拍发出一份详细描述西南突击集群战备情况的电报，使俄国人好像从内部看到了西南突击集群的全部动态。而“珍宝”——一个俄国血统的法国女人，“嘉宝”——一个西班牙人，则分别以各自的身份不断向俄国人报告有关西南突击集群的信息。

    此外还有不少双重间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一名代号“塔特”的间谍向俄军情报局提供了一份8间调运西南突击集群到进攻出发港口的铁路时间安排表；一位化名“布朗克斯”的阿根廷妇女，用俄国人给她的密码表，巧妙地把一些假情报隐含在日常电报中。1917年12他发电报向里斯本圣灵银行提取50英镑用于支付牙医费用。根据密码表，钱数在这里代表进攻地点，这份电报的意思是：中**队的进攻点将是中亚地区，而俄国第的几个装甲师恰好驻扎在那里。于是，俄国高统帅部决定将那几个师按兵不动。

    北京监督处后还找到了另外一个空前绝妙的欺骗途径，那就是利用被俘的俄军高级军官，让他以耳闻目睹的形式直接向俄军参谋总部面陈中国西南突击集群及其进攻意向的情况。在监督处官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物色到这样一位人物——俄国前装甲兵司令朱可夫将军。朱可夫于19年12月在~|了中国。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中**队决定应红十字会的要求将其遣返回国。

    1918年1月，朱可夫乘车从俄罗斯战俘营解往北京审讯中心。在途中，中**队有意安排他经过“女娲行动”的集结地，并让他看到大量的飞机、舰队和装甲部队。吴俊升还以“中国西南突击集群总司令”的身份请他吃饭，许多师级指挥官同他会见，异口同声地强调要在某地突击。

    当朱可夫返回俄国后，他向上司及同事详细通报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发生这些见闻的地点。这可以从铁木辛格在战后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来。铁木辛格说：“我们的一位高级将领曾经被中国俘获，后来通过战俘交换回到俄国，在他被释放之前，中国人曾极力给他洗脑，让他观看了堆存在疆东南部的大量物资和装备。他回来之后，还感到这些情景历历在目，并且带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而这恰恰是北京监督处的目的所在。事实证明，利用朱可夫来证实中国西南突击集群的策略是十分聪明和重要的，因为有谁会怀疑一位荣获过铁十字奖章的俄国装甲兵少将、一位对沙皇绝对忠实的人物呢？

    在这种“真实”的假象下面，不但沙皇恐惧万分，连一向自认为需要高歌猛进的铁木辛格也慌了手脚，一夜之间连退了一百多公里。这无疑是给已经有些招架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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