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秩序，司马就想到后世无数人在文章中、言语里所推崇的德国人，德国人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纪律遵守和主动对秩序的维护，一直被世人所称道，当然也不可以否认，于此同时德国人显得呆板了多了，不知道变通，不知道灵活。

    可实际上呢？却远非如此，呆板一直不是德国人的性格，而是别人之所以想当然的认为罢了，记得好像有什么人曾说过，中国的事情毁就毁在中国人太会变通，做事太过灵活。不知道相比之下，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我们回头找人帮我们编一部军事法典，我来想办法看看弄来一些参考资料，然后咱们以后就用详尽的军法来维持军队的纪律，还得把整个公司的管理都纳入进去。”

    司马有些激动的说到，对公司上下实行军事化管理，这个主意实在是太棒了，至少可以很大程度上去规范公司上下职工及其家属的一些行为。

    说实话，虽说现在公司给很多公司的职工以公司贷款的方式提供了住宅，住宅内水、电、卫样样谐全，可是实际使用呢？

    上次司马去喝吴满屯地喜酒时。在公司的职工小区里的路边，司马可以看到随处可见的垃圾，也可以在楼道内闻到刺鼻的异味，这些发现让司马很不适应。

    公司可以给他们现代化的住宅，可是却不能给他们以良好的卫生习惯，显然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他们把很多不良好的习惯再次带进了公司。

    有时候想从根本上改变，那么首先就要先改变一些习惯，而像良好地卫生习惯。无论是出于个人健康或是其它，都必须要做到。

    对于良好的个人、家庭、社区卫生保持，仅靠着他们的自觉肯定不行。至少现在这些职工地家庭以及社区的脏乱差地卫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公司现行的规章，只不过是要求职工保持良好的卫生。至于他们地家里面能否保持良好的卫生，就不在公司的管理范围之内。

    这也是为什么在工厂工作的职工，每个人都能保持着人前的良好卫生。可是在他们的家中，显然这是一个管理的死角。

    “想来大家对现在职工的生活区的卫生情况也有一定的了解，那里现在就是公司管理地一个死角，可是如果对整个公司上下实行军事化管理就不同了，可以直接以军事化管理的名义，把职工生活的社区也纳入管理地范围，每周不定期的派出宪兵对其卫性情况进行督导。到时我还就不相信，社区地卫生还会像现在这般，当然更重要的是严格的军事化管理，能让整个公司自上而下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团体。”

    显然司马对未来全公司上面军事化管理充满了憧憬，至少在司马看来只要实行了军事化的管理，也许就能解决现在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卫生一真是中国人的主要弊病之一。甚至于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如何劝导人们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依然是一个难题。

    尤其是对于农民来说更是如此，在后世当时一些所谓的城里人看到那些不讲究卫生的人，总是会开口讥讽到“农民”，由此可见一般。

    事实上，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建国之后的“爱国卫生运动”，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改变，已经在中国人身上积聚了几百年的卫生弊病。

    虽然这些运动持续时间很长，投资很大，可是所起的效果仍然非承限，到底是因为什么导致如此结果？

    司马记得曾经有人说，在被日军占领时的东北、京城、天津等地的大城市，日军派出了军警拿着棍子，见到上公车不排队的人就打上去，结果当时的人们做公车时主动排起了队，可是后来抗战胜利了，用棍子约束纪律的的军警没有了，结果人们为了挤公车又是乱作一团。

    其实说白了，还是因为大家少了一个严格的纪律约束，只有通过严格的约束和适应的惩罚才能使人们保持良好的习惯，至少后世的新加坡就是一个明例。

    后世的大多数国人，只要一提到新加坡，就会提到新加坡人的对不遵守卫生的人的重罚，正是这种重罚加上良好的卫生清理，才使得新加坡有了花园城市的别称。

    那怕就是在后世的中国，也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是依靠罚款来维持城市的卫生，但是显然这并不是司马想要的，司马想要的是一个讲究纪律和规则的群体，而不是一个仅只是在表面上讲究卫生的群体，卫生只是一个方面，纪律和经束才是根本。

    司马要的是一群守纪律、讲规矩的一个群体，那怕以后就是近乎呆板，缺烽活性。但是这种‘不灵活‘对于国人而言却是甚为有益。没有纪律，何来秩序？没有规矩，何有认真？

    中国人自古就不缺烽活和变通，中国人最大的不足恰恰就是太过于灵活和变通▲之所以强调保持个人和家庭、社区的整洁卫生，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个开始一个前步骤罢了。

    “怎么样？李营长，是不是要试一下这炮是否合您的心意。”

    就在司马在那里谋划着自己的军管大计时，在机件二厂的院内，史道姆指着排成一排地三门新造的教练炮问到李守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