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海来说，这座城市曾经是“东方的巴黎”，世界三大都市，而现在上海就是上海，巴黎已经没落了，他和纽约一样，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金融中心。

    这座城市曾因他的十里洋场而闻名于世，但在共和十年后，却又因浦东而闻名于世，与西北市那些充满浓浓华式现代建筑风格的建筑不同，曾经上海在中国意味着“现代”，当现代之名被西北市“抢走”之后，他又在另一个地方找回到了现代，那就是他的建筑。

    从共和二十年起，在年青的建筑师们的努力下，上海，尤其是浦东开始成为一座现代高层建筑展览会，大量的由钢铁和玻璃组成的现代建筑开始取代了浦东曾经的华式建筑。一幢幢透亮的玻璃大楼和那新锐的造型，这意味着现代，至少对于上海人来说，的确如此。

    而对于上海而言，真正代表着“现代建筑典范”的，却是共和三十六年3月动工，三十七年7月投入使用，大厦立面全部为大片玻璃维护墙，被上海人称为“玻璃宫”的联合国总部。

    在一寸土地一寸金的浦东，联合国总部有这一块落脚之地，确实是福分匪浅！1947年2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第一届大会，在中国的要求与美国的放弃下，决定将总部设在上海时，联合国人士就期待着在大陆的另一端找到一个舒适的栖身之地。

    但是要在上海这块地方插足，谈何容易。初时联合国只好挤身在上海淮海路上前租界工部局大楼中办公，而这里是一处中央资产，当初身为国务总理的司马准备从中央的上海资产中送一块地给联合国，但未曾想遭到国会的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国务院不能慷纳税人之慨！”

    就在联合国面临无处办公时境地时，身为亿万富翁司马，倒是自己慷慨解囊了。他提出把自己资产中黄埔江边杜行的一片土地捐赠给联合国，作为联合国总部安家立身之地。尽管司马捐赠的这块土地上只是一片空地，是司马私人购置用于开发国民住宅的用地，因距离市区较远，所以地产价值有限，但司马的慷慨，还是赢得了人们的交口称赞，联合国内部更是感激涕零。

    但一年后，人们方才明白这位亿万富翁前总理的“慷慨”。

    一年后，当联合国总部大厦在这块土地上建起来后，在它周围那一片片同样是属于司马的地皮，都突然成倍成倍地涨价，富丽堂皇的外交公寓，第一流的大旅馆、大饭店、大商场，都围绕着这个世界组织的中心，一个个拔地而起或出现在图纸中。一片眼看着被人遗弃的地段，在一年之内即已经显现出直逼上海最昂贵的街区的价值了。

    对于外界而言，这不过是司马华之一生中所有精明投资的一次，但对于联合国来说，他们得到的一片立足之地。但在48年7月1日，联合国的工作人员欢天喜地的搬入这座78层，高度超过300米的大厦时，他们却迎来的联合国成立之后，最大的一个麻烦。

    格陵兰问题被丹麦递交到了联合国，“格陵兰危机”成为联合国成立之后，面临着的第一个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直接利益冲突。

    格陵兰岛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面积达2175600平方公里，但大约84%都由冰雪覆盖。格陵兰这个名称的意思为“绿色的土地”，全岛大部分处在北极圈内，气候寒冷。隔海峡与加拿大与冰岛两国相望。1814年，根据基尔条约，丹麦重新获得了格陵兰的主权。

    在二战期间，格陵兰和丹麦本土的联系，由于德国占领丹麦而被切断。丹麦的沦陷使美国十分紧张，国务院紧急约见丹麦驻美国大使考夫曼，主动要求出售武器给格陵兰地方当局以保护冰晶石矿山，考夫曼十分赞同该提议。

    虽然得到了美国提供武器的保证，但格陵兰地方当局仍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英**队抽不出多余的部队来保卫格陵兰岛，美**队又碍于中立不好直接出兵。格陵兰岛总督布伦只好宣布丹麦被纳粹占领期间格陵兰独立。41年4月9日，丹麦大使考夫曼不顾纳粹控制下的丹麦政府的训令，与美国签定《格陵兰防务协定》，允许美**队登陆格陵兰岛，美国取得在岛上建军事设施的权利。美国设有图勒军事基地、雷达站和预警系统。

    由于北大西洋的气候受格陵兰东北部沿海的洋流情况影响很深。所以在战争时期德军在格陵兰岛上建造一个气象观察站，以预测欧洲战区的气象状况。1943年，一名丹麦士兵在该地区阵亡，一年以后，一名德国士兵也战死该地。这是岛上的“二战”。

    虽然早在46年十月，随着国防军进军丹麦，丹麦获得了解放，在一年后欧洲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对于格陵兰来说，战争的结束，反而令格陵兰的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成为了战后的世界最大的焦点。

    早在丹麦首都刚一获得解放，身为外交部长的顾维钧便访问丹麦，除去宣布向丹麦提供一亿华元的食品和药品援助之外，在其与克里斯蒂安十世那位“骑马皇帝”的会谈中就提到了格陵兰，对于中国而言，丹麦控制下的格陵兰将会成为中国钳制美国的前哨站。

    面对顾维钧委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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