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日本人，都应该认识到一点，这场已经令日本流尽血液，让人民饱尝苦难的战争，从始至终都与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无关，每一个日本人在过去二十四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人民绝不应该为这种可以诅咒的非正义战争再流一滴血和汗，只有早一天结束这场战争，才能免除日本人民毫无意义的牺牲……当我率领澳洲军奔赴前线时，我曾对他们许诺，我会带他们回家，今天，阻挡他们回家的却是他们的家人、亲人……是时候结束福井川的暴政了！”

    6月10日，中国、韩国的广播电台以及民间自由广播电台在同一时间内，开足功率对日本进行了全天广播，广播里只有一个声音，前日本人民军元帅，现在的日本临时政府警备队元帅上原有泽的讲话，这是上原自投降后，第一次向日本民众演讲。

    上原有泽这位有着“日本军神”之称的元帅的讲话，给遭受了两枚核武器打击后的日本民众本就诚惶诚恐的心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尽管他们知道上原是个叛徒，但是这个叛徒毕竟是日本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指挥官。

    就在他们茫然不知所措，军官和地方官员仍旧犹豫不决时，6月17日，第三枚原子弹被投掷于新泻县，相比于前两棵造成的毁灭性打击，这一次打击却出人意料的提前数天，用传单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尽管新泻和东京、广岛一样，毁灭于核打击下，但是人员伤亡却非常有限。

    “要么日本彻底毁灭，要么日本迎来新生，现在如同二十四年前一般，日本人民将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选择，但我相信，在经历了二十四的极权统治后，每一个日本人民都渴望着自由！”

    核武器打击之后，身为临时政府总理的原敬一郎再次发表对日本人民讲话，而与此时同，上原却派出了自己的私人代表秘密乘飞机到达日本，与日本军政代表勾通。

    日本之所以没未能在遭受原子弹袭击后作出反应，原因非常简单，尽管国家副主席、副总理之类的官员，还有数人侥幸因不在东京，而活了下来。但军队失去了号令，东京军总区高级指挥官几乎全毁于东京核爆，广岛军总区的原田一则元帅，这位依靠着政治斗争上台的人民军元帅，根本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号令日本三岛上35个军团指挥官，而正是这些军团指挥官控制着整个日本，这些军人自不愿服从那些文官的命令。

    而上原有泽的私人代表在接下来的十几天之中，乘飞机不断拜访他们，同时给了他们一个选择。“是起义或是被消灭！”，最终其中的绝大多数指挥官接受了上原有泽的建议，发动“战场起义”，从而获得改编警备队的机会。

    在少数忠诚的社工党的反抗被击溃后，7月4日，日本27个军团防御区司令官或参谋长，通过广播或电报宣布“战场起义”，以推翻社工党统治，建立一个自由而民主的新日本。

    投降！按照中国的要求，日本必须要投降。

    当政府消失之后，谁来主导国家的投降呢？

    当然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且这个责任由投奔自由的“起义军官、官员”充当也不合适。于是乎7月5日，这些军团防御区司令官代表们经过一致商议，把被福井川废黜后关进集中营，三天两头拉出来批斗一番的裕仁天皇拉了出来，由他出面宣布投降，更何况在退位时，福井甚至还给他按了一个副主席的职位，现在福井死了，他当主席自然是顺理，又成章。

    7月6日，遭废黜的裕仁天皇出人意料的以“天皇之身”出任日本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主席，当然他的这个主席除非他的皇后之外，无人可以命令，更不可能像前主席福井一样，享有远超过天皇的绝对权威。

    47年7月7日，裕仁主席发表告全体国民书，承认失败，宣布投降，当然他不宣布也不行，除了，2个观望，五个铁杆党员控制的军团司令官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力量不去读那张《告全体国民书》。

    整个过程如同一场丑剧一般，在日本的大地上上演着，虽说丑剧，但是却多少让日本人有了个台阶，无论是党员干部也好，普通民众也罢，现在国家主席命令投降了，那就投降吧。至于27个，不对应该是29个宣布战场起义的将军，那不过是识大体而已。

    至于另外五个拒绝上原有泽建议的将军，其中仅不过只有两人在裕仁宣布投降后自杀，另外三人包括原田一则元帅，也同样宣布服从“主席”的命令。

    战争结束了！不难对于日本，甚至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裕仁代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第五天，多年来习惯了为政府摇旗呐喊的报纸和新闻界开始动作了，《朝日新闻》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

    “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以及过去二十四年的悲惨遭遇，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地观察事物。过去一切歪曲日本人思想的非理性因素都应通过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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