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么做的,正在为第一次普选做着最后的准确工作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都已经举行民族公投,认为三国应该参加这场“旨在赢得亚洲民族解放的正义之战”,而且三国的公投并没有中国操纵的影子,是自发而自愿的,过去的十几年间,亚洲主义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同样影响着东南亚甚至于印度。
“亚洲人的亚洲!”
多么美妙的名词,但在中国给予他们独立的背后,过去的十几年间,深蓝公司和社会科学院等几十家机构,都在秘密的进行着一项研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终都在韩国的身上进行着试验,在外国眼中独立后的大韩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经济日益繁荣的国家。
但对于中国而言,韩国不仅仅是联邦成员、市场和资源地,韩国同样是中国的试验田,“新殖民主义”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并且有着历史意义的,可以说现在中国对亚洲的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就是为推行新殖民主义。
“……总之!亚洲人的亚洲,我们中国人以及亚洲各民族必须要向西方人证明一件事,即黄色人种并不逊于白种人,我们曾经创造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明,过去是,未来也将是,在未来,这些新独立国家,将在我们的支持下,在实现民族的独立后,最终实现经济上的繁荣……”
面积不大但装饰却非常漂亮的客厅,回响着一个显得有些激动的声音。
“新殖民地主义而已!无论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
端着咖啡杯的胡适轻声为自己的朋友的话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同英国、法国、美国在对待落后民族问题上不同,西方世界更倾向于以武力占领为特征的**裸的殖民统治,而我们更倾向于着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掠夺与控制,与新生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维持与新生国家的一种“条约关系”,以此来干涉、控制、影响这些国家。”
胡适放下酒杯望着朋友们,神情显然很是平静。
“我们所选择的只是另一种隐晦的控制,因为国人非常了解那些接受高等教的当地精英的愿望,由于殖民者的残酷统治,这些精英们不仅无权干预政治,而且深受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尽管他们的非常富有,但他们仍然是殖民统治者歧视对象。而我们却懂得他们需要的是个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开明政治、政教分离、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我们正是以给他们这一切的许诺和行动来拉拢这个阶层,并依靠这个阶层对占领地进行间接统治。”
“胡教授,我并不认为这是间接统治,实际上我们根本并没有统治他们不是吗?”
赵兴怡打断了胡适的话,对他的前半句自己非常赞同,但是至于最后的间接统治却不敢赞同,因为中国从没来没有间接统治过任何国家。
“就像朝鲜,3年的临时政府,15年共和普选,现在的韩国难道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我不否认我们对韩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韩国同样是中华联邦的成员,但是中央派驻专员不过仅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我们唯一对韩国的干涉或许就是教育,在当年的临时政府中,韩国政府各部部长均由朝鲜人担任,只有教育部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这是为了保证了中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在韩国的实施和贯彻。如果社会下层人民不懂中文、仍然是文盲,他们将受到各种剥削者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及中文的真正贡献在于使韩国劳动者摆脱其依附地位。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并且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而且绝大多数韩国人对这种扩大了的受教育机会的反应是热烈的。随着韩国人在政府任职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对教育的支持也更大。不过教育设施始终是落后于需要的,无论什么地方,教育都被视为取得独立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我们的这种干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不是吗?”
赵兴怡的声音稍顿一下,似乎是在心里整理一下自己的“论点证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年国建期间,韩国在我们的帮助下,韩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我们把从欧洲受到工业革命的利益之后,欣然把这种利益扩展给韩国人。韩国的农业和工业改进了,新的制造工业和现代化技术传入了,交通运输现代化了,韩国的通货稳定了,而在做出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甚至没有索要经济上的特权,这与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并没有为我国的商人在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索要经济上的特权。”
“特权?需要吗?”
胡适并不赞同赵兴怡口中中国并没索要特权的观点,有时候一些特权是极为隐晦的,很多看似互惠互利的法案,往往会将特权最大化的同时,加以层层为他国利益的伪装。
“根据共和12年《中韩关税法》、29年《中暹关税法》以及刚刚通过对中南特别关税法,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是相互免税的,看似非常公平,但是免税贸易使我国工业品在菲律宾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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