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到底如何看待社工党和红色主义，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而欧战后世界各国红色运动的高涨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就像史学家完整记录下了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国的彼得格勒所发生的每一个点滴事件，他们也一样想知道1923年在东方那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一个尊皇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什么精神感染了人民，他们的政治领袖的风貌怎样等等。这就是我写下这本书的原因……”

    马丁。萨斯潘里德《影响世界的进程》

    在日本帝国天皇扮演的角色，对外国人说来，虽然不是不可理解，却也是很难理解的。他的权力和责任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都不同。开辟日本现代文明的明治天皇是个具有坚强意志和信念的人，他提出“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使日本从半封建社会步入现代社会。

    在明治统治期间，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福利。明治的继承人大正天皇却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有一次，他把要在国会发表的讲话的讲稿卷成一个望远镜。他的古怪性格和一触即发的脾气被人们大大地言过其实，以致在一九二一年指定了十九岁的皇太子裕仁为摄政，行驶天皇之责掌管国家事物。

    裕仁从童年起就接受了扮演这个角色的训练，主要是由西园寺公担任。西园寺本人曾受到法国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位最后的元老谆谆救诲年轻的裕仁，日本需要的是一位慈父般的君主，而不是一个**君，他应该为所有国家大事负责，但不能随意发号施令。他应该是客观的和无私的。

    理论上说，天皇具有绝对权力，国事方面的一切决定都需要由他批准。但是，按照传统，只要内阁和军方领导人一致同意某一政策，他就不能不批准。天皇应该超越政治以及党派私利和纷争，因为他代表整个国家。

    虽然有这些限制，他还是发挥了巨大影响，因为全国只有他一人能够提出告诫或行使批准权，而自己又不会有牵连。更重要的是，每个日本人都誓死效忠于他。这种道德上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致他轻易不能动用，而且只能含糊其词。那些禀奏的人，只能猜测天皇的意图，因为他几乎总是毫无表情，而且说半截话。

    如果他象他的祖父明治天皇那样积极，他也许能巩固他的权力，因为按明治宪法，天皇是武装部队大元帅。在日本国民们通常把天皇当作神。孩子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要瞎眼。如果某一个演说家提到“天皇”一词，全体听众就会立刻把姿势坐正。如果某个记者贸然问起天皇的私生活，那么人们就会冷冰冰地告诉他，对于神是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

    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方的含义不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象他父母师长是小神一样。他们对天皇的感情，不只是敬畏而且是爱戴与尽义务，而且不管他的地位如何低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家庭血缘关系，认为天皇是他们大家的父亲。明治天皇临终前举国上下都为他祈祷，祝他恢复健康，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守在皇宫前的广场上，他死时，举国象一家人那样悲恸，数以万计的人为自杀以示忠心。

    在日本，所有的日本人在幼年时都要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德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应尽义务。没有天皇，就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就没有家。多少世纪以来，日本的天皇都一直是仁慈的，从不企图行使他的权威。就象父母爱子教子一样，天皇用同情的眼光爱护和引导他的臣民。天皇治政有一段时期曾三百四十六年未处决一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天皇拥有外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尽管天皇的地位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他却可以左右一切事物，在日本，天皇的意志即是国家的意志，天皇的要求既是整个国家的要求。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东京记者阿诺尔德。约瑟。汤恩比，首先从日本通讯社听到叛乱的消息。在市区内，他听到了一连串互相矛盾的谣言。外务省的大门仍然敞开，没被叛军占领，但却没有人向外国记者发布有关消息。东京市中心的主要十字路口，都有脖间系着红布带军人站岗，街头随处可以看到机枪堡垒。汤恩比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边的。眼下还有政府存在吗？

    尽管大规模的冲突已经结束，但是机枪声、爆炸声仍然在东京各个地区响彻，这是叛军和宪兵、警察交火的枪声，在街头的叛军和叛乱平民向那些忍饥挨饿的平民分发他们从粮商那里没收的大米，从百货公司和商铺中征用的服装、被褥。在东京很多叛军控制的地区，那些在轰炸中残存的建筑，到处都可以看到悬挂着白布制成旗子和横幅，上边用墨水写着，“尊王、义军”。

    在东京市中心的那处四面环水的绿岛的桥面上，皇宫守卫部队在宫墙内树立着堡垒，操持着机枪、步枪的军人警惕的看着宫外的装甲汽车，叛军尽管杀死了数百名内阁成员以及首相、天皇顾问，但是却没有对皇宫发起进攻，但是却切断的皇宫的电话、电报线，封锁了皇宫的对外联络，而与此同时，在向报界和通讯社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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