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历史以来，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有日本这样的冒险和赌博精神，或许是明治三十八年对俄战争的成功让日本这个国家变妄自尊大起来，实在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国家挑战一个经济数倍于自身的准工业化国家。……现在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妄自尊大付代价，代价之大超出了世人的想象，他们已经失去了朝鲜和台湾，尽管那里仍然有日军在战斗着，但没有任何人相信，日本军队可以发动反攻并击退他们面前的中**队，军事上的失利并不是意味着他们的失败，但是工业上所遭受的损失却是不能弥补的，战争爆发至今已经两个月零七天，绝大多数日本城市的烈焰早已熄灭，在大规模的轰炸造成数百万日本人伤亡、失去家园的同时，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财富，明治维新后日本积聚数十年的工业力量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在日本国内，生活水平已经降至有史以来的最底水平，在战争中日本的国民做出了超人想象的牺牲，许多在轰炸中幸存的民用企业转为战时生产，随着男人被征召进入军队，更多的妇女投身于工业，连十几岁的孩子也成了劳动力。上课时间缩短到最少程度，学校校舍改作军需仓库或都军营、医院。

    那些在轰炸中幸存的工厂实行一周七天工作制，日本人珍视的星期日“废除了”。火车拥挤到有些婴儿被憋死的程度，出门到一百公里以外要有警察局的证明，餐车和卧铺取消。人们对晚点的火车出气发火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们偷坐垫，砸破车窗进出。

    海外运输线遭到中国潜艇、破交舰的攻击，国内各种日用品大大减少。稻米主产地被红色叛乱分子占领，海外来源的断绝，食品定量供应，可高昂的价格却让绝大多数普通人无法负担，他们不得不忍受饥饿的折磨，东京、神户、大坂等很多进行艰难重建的城市，每天都有数千人甚至更多人饿死，街头上那些失去家园的民众对中国人的仇恨正在淡去，饥饿和露宿街头的残酷现实让他们充满了愤怒。

    为了稳定治安，军队在日本的城市之执行严格的戒严令，所有的娱乐场所被关闭，禁止民众集会，但是在执行这些措施时，他们却很少干涉粮商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无视的民众的饥饿，在很多城市，甚至有人传闻一些饥民开始以人肉为食……这些极端严厉的措施，加上**，朝鲜和台湾的不利战局，甚至让人们怀疑，现在的战局远比比官方公报中所说的更严重，而中**队正准备登陆日本本土，更是进一步助长了不安情绪。

    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不但相信最恶毒的谣传，还变本加厉的加以传播，他们不再像过去一样为战争欢呼，甚至于诅咒这场该死的战争，曾经在政府的打压消失的红色组织，在这些民众中秘密的传播着红色理念，革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战败是因为政府的**、无能，而他们之所以发动战争是为资本家获取战争红利，那些资本家在遭受轰炸后获利巨额重建贷款，而政府却不向人民提供粮食，如此之类的宣传进一步助长了民众的愤怒……现在的日本就像1917年的俄国一般……”

    《基督科学教箴言报》5月15日《战争中的日本》

    现在整个东京，日子过的最为艰难的或许不是那些在街头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数十万难民，他们或许饥肠辘辘，但至少他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不需要承担一个国家的压力，至少在田中义一看来，自己恐怕是整个东京最艰难的一员。关东派遣军玉碎、朝鲜军团的一次又一次惨败、台北、台中的陷落，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惨败后，国民将一切责任都归纠在自己的身上，一个星期以来，田中夫人接到无数匿名电话问她的丈夫自杀了没有，为什么还不自杀谢罪。

    有些人不愿让首相本人来采取这一最后行动。在海军一些年青的对战争绝望的青年军官正在策划用机枪伏击田中外，陆军部内的无数军官也想暗杀田中，这场战争让日本军队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大多数精锐和主力，杀死首相似乎是最直接的报复，至少杀死首相比打败支那人更为现实。

    从朝鲜因伤调回陆军参谋本部的佐腾野田的中佐，一回到日本就和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一起，密谋在祝田桥附近皇宫前广场一带，趁首相的汽车拐弯放慢速度时向他投扔一枚特制的大型炸弹，有多名军官愿意参加，甚至于其中还有对陆军积怨甚深的海军参于其中。

    但是当他们的行动进入倒计时的前一天，由于密谋者的一个朋友无意中向皇太子的密友、亲信近卫泄漏了这一计划，随后近卫立即向皇太子汇报了这一针对首相的刺杀计划。皇太子和近卫都对这些军官“胆大包天”到愤怒，这种行动无异于谋反天皇，裕仁随后将这一计划告诉了陆军参谋本部。宪兵队逮捕了佐腾野田和等四十余名参与其中的陆海军军官，军事法庭随后将这些军官处以死刑，不过却都是缓期执行，很多国民称这四十三名军官为四十三勇士。

    面对着国民的愤怒、陆海军的指责，内阁的不满，陷入内外交困的田中义一发现自己似乎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甚至就是连同的曾经支持自己的人们，此时也纷纷疏远自己，显然在所有人看来，自己必须要为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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