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迫于列强的的压力，中国外交总长顾维钧和本野特使虽然进行了近二十天的极其紧张的谈判，而且中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但在根本原则问题上无论是中国或是日本政府继续坚持它的主张寸步不让，日本要继租关东州，中国要收回关东州，原则上的差距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越来越濒于破裂的地步。

    随着谈判的进行，即便是最乐观的观察家也逐渐感觉到，一触即发的战争乌云开始笼罩远东的上空。尽管，中国报纸每天大量报道官方消息，说什么中国政府绝不放弃最后一线和平希望，决心继续尽最大努力，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调整中日关系，以维护两国和平。

    但与此同时，日本的报纸上却又大放厥词，支那要求日本帝国从关东州撤兵，等于逼迫日本举国自杀，中国的要求是蛮横无理而不符合国际约法的，而且声称日本则是一贯主张和平的；为了避免战争，日本不惜作出最大的让步，如此等等。

    总之，两国官方或民间的宣传报道似乎都是在两国官方主导下进行的报道，两国政府的宣传使两国人民相信，一切都是对方不对，他们即便投入战争，也是迫不得已的自卫战争，是为了争取本民族的权益和生存而战，为奠定远东的持久和平。

    尽管的两国政府一手控制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了种种对内宣传，但是在日本民间却流传着这样一些议论“见鬼去吧，支那人早就要打仗了。哪里想什么和平，说什么为调整中、日关系作最后努力，不过是麻痹的权宜之计罢了！帝国必须要不惜一切，惩戒支那人的无礼！”

    二月十五日，当本野三郎作为特命全权大使从羽田机场出发，取道冲绳、台湾飞往香港的时候，一些报纸把他称为令远东恢复和平的使者，在一些人看来，或许他的出发意味着日中两国或许可以恢复和平。

    “……这是尽了最后的努力，但愿成功！”

    可是与之相反的是，在日本的民间却流传着其它的议论

    “去他的吧。这也不过是打掩护，海军不是已经进入战备了吗！联合舰队不久就会再次集结！把支那人的那些破船统统打沉至海底！”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街谈巷议的事不可小视。在那些模模糊糊难以捉摸的传说背后，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事情的真相，但至于事件的真相，或许只有很少的人才能得知一二，但即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会对在香港进行的漫长谈判，抱以任何信心。

    “战火不日将燃！”

    在时光迈过共和十二年三月的门槛时，中日两国的新闻界都用同样的主题表明了两国民间对和平的绝望。

    早在西北时代根据当时制定的国防方针，即将日本定为头号潜在敌人，即便是在战争时期，这一点仍然未改变，陆海空军的军校更是不断的向学员们灌输“中国之大敌是日本”的思想。

    而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都在根据具体形势，逐年不断修正完善，图上演习也是不断，相应的各种情报收集工作自然只会更早就开始进行了。要是真得打了起来才抱佛脚，那么国防军参谋总部的人就都得该枪毙了。

    几年下来，中央调查局、军事情报局、海军情报处、空军情报处积累的各种情报可就不少了，其中仅仅关于日本工业布局的东东就有几乎2000个卷宗。不过原始情报虽然有了，常识告诉每一名军官和情报人员，这其中自然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些情报资料最后均被汇集至一个独立的机构……联席情报委员会进行甄别，并由其制定相关的报告提高陆海空军部以及总理。

    早在共和七年，空军便开始研究对日本实施越海轰炸，而越海轰炸的依据则是早在共和十年“联席情报委员会”向空军提交的提交了第一份关于轰炸日本的战略目标的前瞻性报告，将199个最重要目标分为9大类：军火武器、飞机制造、钢铁、机械、铁路交通、电力、石油、海军基地和船坞以及船舶制造等。

    光列这么一个基本清单还不算难，不过下一步的识别、筛选特别是确定优先顺序以便能更有效的打击削弱日本的战争机器，并最终以战略轰炸促成日本的投降可就不简单了。

    为此，空军在收到这一份报告后，就立即成立了空军战略研究委员会，用于分析有关的目标，除了空军的军人参与其中之外，这个机构内还包括众多平民专家、学者，因为要涉及大量的工业、商业情报资料的分析处理。

    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但找到日本的准确工业情报仍然非常困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严格的保密和审查体制，公开的资料很少，弄不好还是故意弄错的，而且外国人也很难接触到关于军事工业布局的关键情报。

    正因如此，在共和十一年，他们提出一个原则，直接给出了用燃烧弹对日本城市目标轰炸效果的评估情况。这份报告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而且详细：用燃烧弹轰炸日本城市，而且估算了所需的吨位，这一切则是建立在日本城市建筑高可燃性的基础上。

    “……进一步来说，和欧洲不同，日本的工厂高度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里，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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