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市立医院

    透过加护病房的玻璃窗，看着躺在病上依靠呼吸机呼吸的仍未苏醒的陆徵祥，从国务院前往医院的一路上，即便是在医院看面对蜂拥而至的那些记者，司马始终未加以任何发言。

    愧疚！

    望着病床上面色苍白、无一丝血色的陆徵祥，司马的心中冒出些许愧疚之色，他达成了自己当初交待给他的一切，而代价是再一次成为国人眼中的“汉奸”、“卖国贼”！即便是过了这么长时间，那些人都未放弃对他的刺杀。

    在另一方面，司马此时不知道是自己应该是愤怒还是自嘲，一直以来，通过各种媒体工具向民众宣扬民族主义是政府宣传的一大要务，对于那些民族激进团体，自己甚至于还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他们的存在，甚至于对于激进团体在政府内部的渗透，自己同样持以容忍的态度。

    中国人向来非常爱国！但这种爱国永远只停留在口头上！无论是后世对这个时代的总结，或是未来自身的总结。这是国人留给司马留下的最大的印象，在后世国人甚至发明了一个名词去形容这些人，愤青！而嘲讽者最有利的指责的之由，就是这些愤青的爱国行为永远只是上嘴唇与下嘴唇的张合而已。

    就像在听闻的罪恶的时候，国人无不愤然！但当面对罪恶之时，国人却缩头缩尾！他们害怕、他们恐怕！所以他们选择了退缩！而这种退缩在司马看来却是最可耻的事情，正因如此在这个时代，司马才会发出耻辱嘴间，荣于行动的呼吁！

    曾经民族主义、激进主义是司马最有力的一件武器，而现在什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司马可谓是尝到了其间的苦果，这时司马的脑中浮现出后世的警言。

    “民族主义者的威力！摧枯拉朽，因为它力大无比；所向披靡，因为它无所牵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因为它无所牵制；它是可怕的恶魔，是恶梦，当有人想去反抗时才知道它的罪恶！”

    这一次针对陆徵祥的刺杀正是由极端民族主义作祟，对于国内的那些激进民族团体，他们显然无法接受任何国际协调，他们并不能理解陆徵祥的行为实际上是为国家争取时间，而只是一味的强调陆徵祥签下的“卖国条约”，而在一定程度上全国各地的报纸更是为是提高销量、吸引读者眼珠，用尽可能的词汇去形容这次中日谈判几如“二次甲午”。此时的司马不禁暗自想，假如说自己上台伊始便对舆论界实施严格的管制，或许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而现在舆论和激进团体各取所需，那些激进的爱国青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替天行道，枪枪见血。如果再这么下去，只消再出现几次类似的事件，恐怕无论是国会或者外交部再也容纳不下任何妥协、谈判的声音，每一个外交人员都会在枪口下变得胆战心惊，界时甚至可能出现政党政治的消亡，强硬派将全面主导这个国家，用他们自己的方工实现自己的爱国之心，到那时结果会是什么？

    如果一但这个潮流形成，恐怕就是自己的也只能随波逐流，当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后，他的力量绝不容小视。

    “应该给这股风刹刹风！”

    民族主义从来都是司马手中的一张牌，但司马绝不容忍这张牌脱离自己的控制。

    之所以推迟对日作战的时间很简单，国家没有做好和日本作战的准备，陆军可以在关东和朝鲜击败日军，空军可以对日本实施战略轰炸机，但是若想彻底击败这个国家，解除中国百年之忧患，就必须要等到拥有完整的海军力量之后，一切方能实施。

    用最小的代价，去完成最大的使命，从来都是司马做事的原则。

    “总理，陆夫人到了！”

    在徐子敬身旁站着一名欧裔妇人，这名看起来年近六旬的欧裔妇人显得有些虚弱带着些许病态的脸上满是担忧之色。

    “陆夫人！”

    司马知道眼前的这个欧裔妇人正是陆徵祥的结发妻子，过去曾有报纸登过他们二人的八卦，尽管是八卦，但是他们的之间的爱情却在报纸刊登后，在拥有大量欧裔移民的反响。

    陆夫人名叫培德。博斐，是比利时人，其祖父是将军，父亲为陆军上校。两人在彼得堡相识，培德小姐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她比陆徵祥年龄大很多，身材高大，而陆徵祥则比较清瘦，个头不高；培德小姐才貌出众，见识高远，谈吐风雅。令陆一见倾心。当时中国驻俄使馆上下，包括大使许景澄都十分反对这门婚事。理由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不主张外交官娶外国太太，而且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洋媳妇与生下的混血杂种既不能进家族祠堂，也不能人祖坟。因此，许景澄再三警告陆徵祥，可陆徵祥与比利时姑娘难斩情丝。

    1899年，陆徵祥在圣彼得堡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培德正式结婚。以后他俩相亲相爱。同甘共苦20多年。在他任驻外公使时，培德帮他与各国外交官员联络周旋。他回国后。培德也恪守中国习俗不出门，不入社交。由于培德深居简出，许多人甚至都以为陆徵祥的太太不愿来中国而留在国外了。

    在二十多年前，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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