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为什么要和谈！德国人也太没骨气了！”

    想到德国人竟然在坚持了七年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谈判意识着这场打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或许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结束。但对于金融业，根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一个协约国与同盟国展开谈判的消息一经传来，几乎立即就会引起国内股市的狂跌，参战国定单对于实业界的重要性，即便是傻子也明白！

    这时突然然响起的电话铃让李历清的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中回归到现实面前。即便是最漫长的战争也有结束的日子，想到未来停战后国内可能会发生的经济危机，李历清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拿起了桌上的电话。

    “喂，您好，我是李历清。”

    “李经理，我是哈同。”电话中传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上海地产大亨哈同。

    “哈老板！您好！”

    李历清脑海里浮现出这位犹太人地产大亨的形象出来，这位哈同是此时上海的第一巨富，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两侧几乎都其房产。

    “今天下行爱俪园有一个下午茶聚会，不知道李经理是否有时间，界时赏脸光临寒舍！”电话另一头的声音显然带着讨好的味道，实业界的发展带动着金融证券市场的发达，即便是最冷静的犹太人也会将大量的资产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这个哈同就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其在股市投资超过一亿元，回报同样颇丰。讨好负责发现利好消息的央储仅有四分行中的上海分行经理自然在所难免！

    “哈老板有邀，历清实是不胜荣幸！一定到！一定！”

    接到电话的李历清虚假的和电话另一头的这位哈大享客套着，对于哈同，无论他如何讨好，李历清总是很难产生好感。

    平常对于这些富商、大享的邀请通常情况下，李历清都选择回避，当然这种回避同样是视情况对待，有时候接受他们的邀请，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是债！总是要还的！”

    挂下电话后，李历清轻念了一句，眼间带着些许兴奋之色，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的机密外汇的而制定制度。

    站在办公室内，可直视对面租界外滩十里洋场上车流、人流，对面的十里洋场或许代表着上海的繁荣的缩影，但同样的在很多人看来，十里洋场却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

    站在的窗后的李历清在嘴间念叨着这两个名词，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是作为一个的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但作为一名政府机构的官员，同样知道他们的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的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而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达40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新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

    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的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和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甚至远超过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后，接管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

    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这些毒害中国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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