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中期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内乱外战，延绵不断，政局动荡，国势渐微，眼见皇位不保，清廷被迫变法以延帝祚，虽苦心经营，亦难挽颓势，终于在督抚的胁迫和革命党起义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一朝瓦解。在导致清帝逊位的政治角力中，督抚、他们手里的新军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势力起着从内部瓦解朝廷的作用，不容小觑。实际上，在辛亥起事前十一年，大权在握的督抚们已经不露声色地与清廷分庭抗礼，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与造反无异，清廷竟无奈地忍受了朝臣的羞辱。地方势力的兴起与他们摆脱朝廷控制的能力逐渐增强，成了晚清政治的一大特色，它奠定了清末宪政预案中地方自治的民意基础。共和后，尤其是在袁世凯逝之后，地方势力的进一步壮大，使得在中国出现了兵权在省，立法与财政权在省，中央政府无兵无钱，国家的政治重心在省一级。此时的共和中国，实际上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国家。在共和八年之前，人们谈及共和中国的使用某省、某派，而共和八年之后，人们才看到了“一个中国”。”

    ——共和一百年《历史杂评》评论员清教徒stg44《时代的进行曲》。

    “……从清末的督抚到民初的都督，再到共和五年的督军，虽然几经易名，但督军制这种集地方军政财各项大权于一体的特质始终未变。这种地方统治制度犹如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必然因为地方拥有相对独立的权力而成为左右或威胁中央的敌对势力。事实上也果真如此，当督军们感到自己实力不够的时候，他们会暂且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和调遣，而一旦他们感觉有足够的实力和中央抗衡，则可能随时通电脱离中央、动辄拥兵自重，自立门户，或以独立威胁或左右中央政局；而各督军彼此之间则常常会因为势力的不均衡而不断发生摩擦，动辄兵戎相见。在他们的相互火并中首当其冲遭殃的是老百姓。因而，督军制的存在就像生长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一颗毒瘤，是国家民族水深火热的渊薮。所以，中国必须先废督而后裁兵，非废督则兵不能裁，非裁兵则民不堪合！兵不裁则无和平，无和平则难统一。废督裁军势在必然！”

    在国务院的会议室内吕仁有些激动的提出了“废督裁军”的建议。如果说现在的京城谁的风头正劲，恐怕当数身为国家统一委员会主席的吕仁，在全国，恐怕无人不知这个在国会之中带头提出驱逐满清皇室出宫的吕议员。

    “中国只需要一个领袖！黎元洪无能！段祺瑞刚愎！荪文空谈！至于政界名流，个个行祸国殃民之举！试问诺大中国谁人能担起兴国之责！除司马先生外别无二人！”

    数月前二届国会选举时，吕仁在接受西北广播电台的专访时侃侃而谈，更是以其尖牙毫不留情而名闻国内，一句话把中国政界上下得罪个透顶，这种话恐怕只有吕仁能说的出来，不过大多数亦明白其说的是句大实话，尽管对于最后一句并不能赢得他人的赞同。

    而现在更是又因第一个提出“驱逐清室、没有旗产”，而享有“中国排满急先锋”之“美名”，其在舆论的眼中，在复兴党内几乎与身为党务秘长的杨永泰平起，被视为复兴党内激进派的的代表人物。

    “废督裁军！”

    听到这个名词蔡锷先是一愣，随即朝司马看了一眼见其并不惊讶之色，随即明白在此之前司马已经知道此事。

    废督裁军对西北并没有任何影响，一直以来西北奉行军人绝不干政，而自蔡锷出任边防军总指挥后，为进明确军人绝不干政规定，明文将其写入军法，军人涉政只有一个选择，脱下军装，否则就老老实实的做你的军人，不涉政务被奉为边防军军官基本荣誉。

    “废督裁军就是废除督军制、裁中央以及各省冗兵。当前中央政府陆军的中央师的正式番号从1至29，另有新建模范军15个师，暂编师10余个，总计番号近60个，这些部队良莠不齐，除保留精锐按过惯例整编外，其他一率解散返乡或充实移民农场。未来以边防军为核心建立国防军！”

    在国务院会议室内吕仁有些激动的提出了“废督裁军”的建议，现在作为司马的政务幕僚“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吕仁，一直以来所置力的就是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而“废督裁军”则是一切的根本，同样只有实现国家的统一，吕仁才能从“国统委”这个增鸡肋的议会机构中抽身，到自己更心意的委员会任职。

    吕仁的话在会议室内引起得众人交头接耳，尽管对于目前中国的这种督军制，不同方面人士都曾表示过憎恨。而国民以及舆论界都将希望寄托于军队国家化进程与国防军之上，“废督裁军”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现在几乎并没有什么在舆论界引起普遍的共识。

    “中国变乱相寻，兵连祸结的根源的确是军阀与政客，二者勾结，强奸民意，灾难迭起。这是有目共睹之事实，无论是废督或是裁军，都是慎之又慎的事情，而废督裁军又是国家实现真正统一所必须。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怎么样废督裁军！要知道，在这个军人政治时代，与军人言“废督”言“裁兵”，无疑是在与虎为谋！”

    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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