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能在五日之内拿到线报。
与聪明人说话就是这点最好,其他三人都能理解吴甡的论断,没有任何疑议。
“国书肯定得由殿下来回,”孙传庭回到了问题的根源,“关键是内阁该给出一份怎样的票拟。”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太子如何强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奴从。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太子能够认同。
内阁中,蒋德璟年轻聪明,孙传庭狠辣果敢,吴甡老谋深算,李遇知大智若愚,四人各展其能,商议良久,终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油往太原。
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食换取百姓。
快马在济南、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此。烺。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事不同于关切自身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李遇知与吴甡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太子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崇祯帝知道这是朱慈烺的意思,惯性地提笔了写了“可”字,然后才细读起来,权当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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