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和地税。而这个数额，则是由官府提出预料好了当年的财政支出数目，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分配到全国各地，按额征税，因此可以说，两税到底是多少，其实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说了算。朝廷说今年要花一千万，那就征一千万，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户等，田亩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说今年需要花一个亿，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据各自的户等和田数分摊这一亿。这种两税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风的这种两税法，并不是量出为入，而是按原来均田制的税率，定出每亩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调，然后把他们全折算为钱，然后朝廷直接就根据百姓们拥有的田亩征税，田多少就征多少，再无额外。当然，这是主税，如商税等属于另外的税收。这样的两税，一年也是分两次征，可最大的区别是税收的总数是根据天下的田地数量计算的，因此也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固和固定的数额。而经过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国拥有一千万顷土地，贫富土地皆有，然根据新税制，一年的两税折现差不多有三千万贯，当然，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据粮食、绢帛和绵、布等的价格有所浮动，但总体来说两税就是这个数字。比之原来每年几百万的租庸调，翻了三倍不止。

    虽然翻了三倍多，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每年基本的财政支出的。为此易风的税制了，又增加了国家专卖这一块，用以增进财政收入，专卖的就是盐茶酒铜钱等一些紧要物资，尤其是食盐，易风准备学后世的那些朝代，从这里夺取一大笔税收。易风预计盐茶酒等专卖税收一年两千万左右，此外还有一个税收来源则是商税，易风也打算从中获得千万以上。

    这并不是妄想，易风在怀荒时，已经开始推行工商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许多利益。北宋熙宁之时，一年的两税折合钱两千多万贯，而商税宋初时只有四五百万贯，后来也达到了两千万贯左右。当然，北宋之时创收最多的却是专卖，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专卖，北宋末年之时竟然达到了四千万贯，而盐之外的茶叶和酒的专卖也一样创收许多，每年都在千万上下。而宋朝特别是南宋，在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主要收入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南宋时最高财政收入一年达到一亿几千万贯，其中杂税就有数千万贯，绍兴三十年，光是杂税中的绿总制钱就有两千多万贯。

    易风现在不打算变着法子收杂税，但也不想放弃专卖这个大创收，因此他的目标是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万，如此朝廷才能保证维持运转之外，还有富余留下一部份给地方的省州县使用，使得中央财政外地方也有钱财府库诸存，另外还可以有钱供朝廷和地方搞建设开发，甚至每年还能存一笔钱用以战争和救灾等专项需要。

    说到底，要建立盛世，搞好统治，都离不开钱。但如此收税，却是门高深的学问，不能随意的强征，任意摊派，那只会越搞越糟糕。在易风看来，宋朝的税制不错，虽然说各种税目繁多，可基本上百姓承受的税还算正常，如南宋虽只占据着江南一地，可一年的税收却超过亿贯，比北宋时还高出倍数，可他们征收这么高的税额，却依然维持了南宋的统治，甚至挡住了北方异族的进攻。而另一个易风看来反面教材的却是大明朝。

    大明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两白银，看似收的税很少，可实际上百姓的日子却过的艰难，原因就在于大明的盐税、商税这些大笔的税收都流失掉了，被那些官绅地主阶层给掳夺了，肥了那些人，却苦了朝廷。然后两税方面，同样如此，官绅拥有诸多免税免役特权，加上大量的隐户，使得朝廷的税收大量流失，最后一年只征收到几百万两，却还绝大多数都是从普通百姓身上征到的。当大明遇到辽东的危机以及关内的流贼作乱，朝廷用兵不断，便缺饷少粮，最终不得加征加派，朝廷每年加征的几百万两的三饷，最终却又几乎全从普通百姓手里征收来的，导致的结果就是贫苦的百姓纷纷破产，最终葬送了大明朝。

    易风看来，南宋一个偏居一隅的朝廷一年征收一亿几千万贯的税收，而明朝一个统一中原的大一统王朝一年却只收几百万两税收，加派三饷却导致天下，这不正很好的说明了问题。明朝只知道收穷老百姓的税，而宋朝却主要靠收商人的税，其次是通过专卖这个迂回的方式收税，给百姓相对公平的税制，钱收了，天下却依然安定。

    按照易风的设想，最合理的税制，两税这样的主税，应当只占到全国税赋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而工商税应当占到一半以上，再加上专卖的收入，也应当比两税要高。当然要做到这一步，还很遥远，首先就得是工商业极为发达繁荣，得有足够的纳税商品额度，工商业繁荣朝廷才能收到足够的税。

    不过除了两税、商税和专卖的收入外，易风其实也拥有一份很大的私人收入。他的许多产业都归属在他的名下，比如北方银行、东方保险等等产业，据他的私人产业的总管高明月的报告，如今每年能为他带来一千万贯以上的收入，这笔钱相当于税改前朝廷一年的财政收入了，就算税改后，也能达到朝廷收入的六分之一。而这笔钱，属于皇帝的私人财产，朝廷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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