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三十章

    这一年，地球颇不宁静，搅得人心神不安。

    这一年，一个流行词是“疲软”。才获得正名的私人企业，不少又重新戴上了“红帽子”，企业家叫它“安全帽”。多年之后，想改回来又产生了产权争议。没人再囤积货物，仓库里滞销产品堆积如山。法院执行债务案件，多只能拿到一些货，企业的银行帐户，一般都是空空荡荡。

    肉类滞销，报纸上说，中国人膳食中动物蛋白太少，要多补充。

    还是在报纸上，一个词频繁出现——“三角债”，企业之间相互欠债，如同一群人手臂错杂地掐着别人的脖子，自己的脖子也被掐着，大家都喘不过气来。全国企业相互拖欠3000多亿。

    那时，农民工还叫“盲流”，他们在城市里到处窜，寻找机会，记者们也这样写。但上海政法委负责遣送一个姓柴的副秘书长不高兴，他对记者们说：“你们下笔客气些。这是中国农民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的不平等。”

    这一年夏天，江淮洪水滔天。沿江大城市都是积水，电视上领导都成了消防队长，嗓子早喊哑了。

    理论家们眼睛看着东欧，想着脚下的土地，他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和平演变”。

    这一年，苏联散伙了，加盟共和国都宣布**，戈尔巴乔夫成了没有一寸土地的总统。年底，这个联邦变成邦联，出现了个叫独联体的国家组织。老布什与萨达姆打起来；南斯拉夫陷于内战。

    防患于未然，理论家开始在国内寻找靶子。影射性的文学批评大行其道。王蒙和刘心武的作品都被挂了号。矛盾的是，他们的争议作品一概被作家协会评奖。

    而最让理论家们觉得当头挨上一棒的是：青年报的主编肖达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新的思想僵滞”，鼓励大家“振奋精神，敢于冒风险，敢冒天下先！”。

    “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市场调节背后一定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肖达给理论家们的嘴巴贴上了封条，“如果我们还在为姓资或者姓社问题争论不休，只会坐失良机，原地踏步。”

    理论家们，几大媒体轮番上阵，对肖达进行攻击。

    也有意识形态高层，轻车简出，寻根问底，看肖达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一查，不得了。原来，肖达的背后是二号首长，而二号首长的背后……

    改革的钥匙早就插入了锁孔，就等这一个人来转动了……

    而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都在赵政策的预料之中，并且早就向二号首长汇报过自己的想法。有了准备，中国在其中自然是获得了先机。

    这是一个时代真正的浪潮，改革的浪潮。

    从京城回来后，就连省委书记欧阳民也一改以前的谨慎作风，经常在会议上说：“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该破产的还是让他们破产嘛。市场决定一切，我们南湖省要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做改革的先锋。”

    这也难怪，二号首长与欧阳民和赵政策的谈话中，透露了太多的信息。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改革，再改革！

    大方向正确了，欧阳民自然没有了顾忌。不过，欧阳民也心有余悸，要不是这次有赵政策陪同自己前往京城见二号首长，等待自己的只怕只有批评与处分，哪里会得到这些极其重要的信息！

    欧阳民也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自己的墨守成规已经被领导所不能容忍了。这个时代，需要的不再是不作为的官员干部，而是改革的先锋。

    果然，一号首长巡视深圳，途径广州，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的重要讲话，呼吁经济改革。所行之处，官员干部们头上的符没有了，全都跃跃欲试想当改革的孙悟空。

    《深圳特区报》上一号首长的话语更重：“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中央党校演讲，把温州比作“和平演变的温床”的领导，改口说自己是一直支持保护温州的。几年后，给他起草那篇雄文的秘书，成为温州的父母官，到处宣讲温州经验。脑子换得真快呀。

    街上晃的人少了，人都像充足了电。那时的温州小老板，开始参加“礼仪班”，学吃西餐，学跳交谊舞，甚至学服饰搭配和走路，为的是进军大城市，上得大场面。

    真正的大场面在深圳。夏天，一个找活做的，晚上在银行门口蜷卧。第二天一起身傻了眼：在他身后排了几个街区的队。有人马上要用10万元购买他的位置。在他疑惑时，又有人提了价：15万！——他们要购买股票认购证。那会儿，各地的身份证成麻袋地被拉往深圳。100万人在街头的销售点排队。一证难求，“掌勺子”自然少不了往自己口袋里揣一些。那些排三天三夜没有买到的，群情骚动，最后政府处理几个官，才挽回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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