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四十二章

    施礼明接着说道：“八六年，我们系里为了加强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的联系，想办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提出不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房子，不要电话，只要学校点头批准。可就为点这个头，竟然拖了一年，这个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原则怎么体现？“

    而通过老校长的助力，赵政策了解到，统计系主任曾经对本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出了一翻肺腑之言：“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给青年教师加更多的任务，因为他们太清苦了。我作为系主任，心中有愧啊！假如我有权给他们增加工资，有权给他们分配住房，有权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让他们拿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出来。“

    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赵政策逐渐清晰地看到，在那庞大的权力体系中，作为学校工作中心的教育和科研，却是处于最底层，这就是教育的现实。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都推在白发苍苍的校长们头上，以为这些都是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冤枉他们了。校长，自然也有校长的难言之隐。否则的话，老校长就不会放下面子，主动来找赵政策这个曾经的学生帮忙了。

    人年树木，百年树人，赵政策感觉到自己这个教育部的副部长，其实还是有事情要做的。这一刻，赵政策终于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

    北方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瘦死的骆驼比马自然要大。学校的领导们和教师们其实也在对教育做着认真的思考。只是，在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下，思考很难化为行动。

    副教务处处长纪宝成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做了思考：“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行机制的问题。其中心内容，就是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得让竞争者有奔头，也就是要建立起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你要负起一校一系的责任，你手中就必须有让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利益。不然的话，责任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机构太多了，人浮于事不好，可这是工资制度造成的，不提职就提不了工资。作为领导，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学校要以教育和科研为中心，就要依靠教师。可是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靠行政手段不行，靠经济手段没有，靠职称评定又受名额限制。”

    说到这里，纪副处长讪笑了两声：“政策，不怕你笑话，我们靠的一年中的两个假期，靠办好幼儿园，附小，附中，以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越来越对学校产生冲击的今天，仅仅靠这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休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从做校长的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真理，在高校中，最没权的就是校长！”

    对于这一点，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现在办教育难，当校长更难，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要财权没有财权，要人权没有人权，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指标控制在教委，你要解决几个工转干，也要到教委报批。教育经费也是这样，钱给了你，怎么用却要他来定。比如基建费，你可以拿来盖楼，但盖几居室一套，你没有权力，也得教委说了算。前一段，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却花几十万元曲盖门楼，建花园。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那花的是绿化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上交，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谁都可以管学校，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动不动就罚你的款。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换总务长去不行，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罚你的款。就拿预防肝炎来说，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内容完全一样。然后又是区里检查，卫生局听汇报，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现在，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

    “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吴不是整个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赵政策抛出了影响，“各位校长，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个大问题。”

    “是啊。”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教委，市委，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谁去干？我们承认，个别机构有因人。设事的现象。但是发展教育，促进改革，要稳定两支队伍。一是教学科研队伍，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现在，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可以评教授，研究员，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是与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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