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

    袁世凯合纵之策在前期还是很有效果的，使得广东、湖南、福建、浙江或无所行动，或严守中立。迫使孙中山陷入孤立，而逃往日本。但在杨洪森担任领导同志期间，随着福建孙道仁的独立，各省对中央的态度正在改变。杨洪森与广东龙济光、湖南谭延闿、浙江朱瑞私下往来不断，且相互又结为同盟，这些从安徽发来的情报中可以解读出。袁世凯谋士民国奇人杨度却这些来自安徽的情报颇为怀疑，认为这些情报可能有夸大不识之处。

    袁世凯俨然没把这没在心上，就算杨庆不可能，那些张大喜还是可靠的，杨度所言再他看来过于谨慎。

    关于龙济光与社会人民党的关系，其实在社会人民党只有一个商务代办处。龙济光目前最大的敌人是地方势力和国民党残余力量。龙济光在广东根本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地方的某些势力很好，很强大，所以有些地方只能采取间接管理，只能待日后慢慢消化这些地方政权，逐步实现广东的统一。

    国民党在广东根基深厚，稍有不慎，今天的天下，明天就被人抢走，对江西暂不用兵是龙济光深思熟虑的结果；至于对江西的经济封锁，对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尽尽人世；至于放任广东社会人民党一说，实在是因为广东的社会人民党实在不值一提，有精力和他们捉迷藏，还不如多抓些国民党人，多刮些钱。

    关于龙济光通过粤汉铁路与赣南皖军做生意一事，袁世凯已经派专人查办，不过这并非龙济光一个人事，此事只追查了数天就再也查不下去了，龙济龙对此大发雷霆，手下将领也十分不满，他们不过是搞活广东经济，增加军队第三产业收入，缓解广东地方政府的地方财政压力，至于那些没边的事情完全某此别有心之徒，意图离开他与中央的关系。

    龙济光是一个很滑头的人，当然不会为这点小事与北京翻脸，但是他完全有理由对中央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袁世凯只好对其大加安抚。

    陶继光随大部队撤出南昌后，便将支部迁往赣州，并以赣州为中心，开展起了新一轮江西“讨袁”活动。

    赣南的情况与赣北不同，在这里无法得到安徽有力的支援，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所以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改革获取广大群众支持，就显得尤为迫切。

    孙中山虽提出了民族、民生、民权，但是改组后民生完全被忽略，民权也无法得以实现，三民主义长期停留在理论阶段。社会人民党将这一理论实践化，赣南很快就成为了第二个安徽。

    赣南的陶继光、方振武，赣皖边境王文远等军事力量时刻威胁着南昌的李纯。

    除这两路外，还有在赣西一带游击的林虎部。林虎系孙中山警卫团出身，有一定的军事能力，搞政治不是他所长，赣西无法建立起根据地，林虎被逼撤至湘赣边境，依靠湖南方面的有限支援继续斗争。

    林虎在赣西多次要求把部队撤出来，原因无外乎兵源、粮饷还有军械，因为没有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他部队越打越少。为了改变赣西的局面，陶继光派工作组至赣西帮助林虎，同时派员联络湖南党支部。

    林虎是国民党在江西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这支力量被国民党人给予后望，因为他们在面对北洋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防社会人民党的渗透。那些围聚在林虎身边都号称是国民党内最坚定的斗士，他们口中的“社会人民党威胁论”，这一天要听上十几遍，对林虎多少有些影响。

    随着社会人民党接过江西“讨袁”大旗后，江西“讨袁”的总指挥也就换成了社会人民党的方振武将军领导。

    方振武曾严令林虎部坚持游击战，在赣西继续牵制北洋军，因为方振武并没有说要牵制多长时间，林虎和国民党忍无可忍了。作为正规军此时他们在赣如同土匪一样，而社会人民党人派过来的到处指手划脚好像没有他们，就打不赢北洋军一样，这让林虎产生对社会人民党的不满。

    湖南“讨袁军”很早就建立了，但是谭延闿倒向北京后讨袁军被迫解散，部分性情较为激烈的都被谭延闿捕杀，多数革命党人被迫离开湖南。李烈钧因为谭延闿捕杀国民党人，愤然离开湖南，后听说孙中山去了日本，便转道也去了日本。

    江西讨袁的领导区在这时彻底落入了社会人民党手中。

    随着全国性“讨袁”形势的变化，长沙城内青年学生和部分进步人士举行游行声援“讨袁”，谭延闿通过一些较为温和的手段将其解决，但随着南昌、南京两地的保卫战，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讨袁。

    孙道仁在福建宣布讨袁后，袁世凯令谭延闿来京担任要职，后因湘人反对，袁世派不能成事，遂派要员从湖北进入湖南，拉拢湘军将领，并着手派兵进入湖南。

    湖南方面的乡绅、名流反对北洋军入湘，湖北、江西之景象不能在湖南重演。

    在袁世凯看来谭延闿只抓几个革命党人来表明与革命党的决裂是远远不够的。

    各省督军都要向朱瑞同志看齐，朱瑞被袁世凯作为典型拿出来进行了表扬，虽然朱瑞有诸多不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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