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王雱,借助父亲地权势拉党结派,玩弄权势,王荆公真地一点都不知道?他要不知道,他儿子从哪里获得的支持?”
搁现在地话说,王雱就是一位太子党首领,他父亲在台上高喊反腐倡廉,但却支持儿子批条子、走后门、收受黑钱、卖官揽权、违法乱纪,外加支持徒子徒孙搜刮民脂民膏无恶不作——宣传上把这样的父亲称之为“立身唯正”,把这样的“导师”树立为官员们学习的榜样予以崇敬……
宋代没有“太子党”这个说法,赵兴没有直接说出这个词。但他的意思到了。
韩忠彦听了赵兴的话,兴奋地浑身发抖,赵兴这番话等于揭开了王安石的伪君子面目,韩忠彦跺着脚赞赏:“奸臣,大奸臣!苏子由(苏辙)拿王安石类比王莽,不多不少,恰好合适。‘变法变法’,原来是对百姓‘变戏法’。把百姓的财产变没了,国家却没因此获利,因为钱都‘变’到那些贪官的口袋里。
臣弹劾曾布,此大奸同党,昔日一味讨好奸臣王安石,祸国殃民,不除之无以振社稷,不除之无以振民心。请官家圣裁。”
曾布汗林雨下,无话可说。
曾布读的圣贤书多,要是跟他拿圣贤书做道理进行辩论,曾布可以说的一套一套,令人哑口无言。但赵兴却是一个提倡“凡物都可度量”的人,他喜欢用数字说话,用数字对政策进行度量。在他的那一连串数据下,曾经地新党曾布无话可说。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够否定这些数据,毕竟这些数据都是新党记录下来的。
想当初,新党记录的财富总额的增长,却唯独忘了细细分析具体项目的增减,赵兴从田税入手,细细一分析,揭开了变法的真面目。
但赵兴的话还没完,他接着说:“陛下刚才说要重新审视绍圣事迹——没错。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各种新法当中,有些政策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比如免役法,家师(苏轼)曾经赞赏过免役法。然而,任何好地政策都要靠人来执行,想依靠一群贪官执行一个好政策,那是向亡国的道路上末路狂奔。
想当年,王荆公在朝堂上站稳脚跟了。有人马上恭维变法。有人马上颂扬变法,但他们恭维变法颂扬变法。其实是在颂扬‘有权力者’,这和变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他们在颂扬的时候,刻意忽视了变法前后的税赋差别,他们只赞扬王荆公变法‘使民不加赋而财用足’,根本不管‘民确实加赋了’,而‘财用依然不足’的事实。
因此,陛下若要重新考虑‘变法’,朝堂上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存在反对派——陛下,王荆公讲究‘三不畏’:不畏天地祖宗,不畏百姓,不畏王法,这样地一群党徒,我们靠什么来约束他们,使他们不贪污受贿,不祸国殃民?他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能让他们畏惧,使他们知道贪腐腐败适可而止——没有反对派,可能吗?”
小皇帝脸色不好看,他刚提了一个话头,就被赵兴硬邦邦的顶回来了。
这要搁明清时代,得胜回朝的将领敢如此顶撞皇帝,那就是跋扈,是“大不敬”,是抄家灭族地大罪,但这是宋代,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士大夫有意见,指着皇帝鼻子骂,甚至将吐沫喷到皇帝脸上,皇帝(仁宗)只能干咽气。
小皇帝在那里暗自喘气,赵兴稍作停顿又说:“陛下,为君之道在于平衡——平衡各方面的声音,平衡各方面的权力。为此,‘独相’不可取,昔日王荆公如此,甚至要求陛下设立专门机构架空三省六部——他只差一步就是王莽了!
今日陛下新皇登基,立刻赶走了独相七年的章惇,这是英明神武,是天助英才,臣为陛下贺……”
赵兴边说边装模作样的拱手行大礼,诸位臣子随即马屁如潮,直夸奖小皇帝手段高明。
赵兴行礼罢,不等别人把马屁话说完,接着补充:“陛下初一登基,万国来朝,此诚为百世罕见之新朝新气象,陛下也应该确立一个新礼法。礼法是什么,就是规则。为君之道在于平衡中御。所以,请陛下撑开如山海般的胸怀,广纳臣僚之言。
臣这里所说的臣僚之言,不光是指的旧党——众所周知,臣跟家师一样,是个彻彻底底地调和派。臣认为,我大宋确实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然而,怎么变法。不是新党说的算,应该是新党的反对派说地算数——反对派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们少一点失误,尽量把政策制定的兼顾多方面利益,此所谓‘平衡’。
至于陛下,陛下所要做的是任由臣子们讨论,讨论出一个最佳地方案,这个方案必定是一个妥协方案。是综合多方面地利益考量所产生的方案,陛下只要遵循大多数同意地原则,将这个妥协方案颁布实施,并派遣官员监督,此所谓‘中御’。擅于驾御群臣,便是明君,便是圣君。
臣在这里所说地反对派,我身为被绍圣党徒所迫害的元祐党徒。在这里也替曾相说句公道话,曾相为人,擅于平衡,此所谓宰相度量,若不是有曾相存在。元祐党徒受的迫害会更加深重。我知道,凡元祐党徒对那段遭受迫害的苦难日子都咬牙切齿,曾相作为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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