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安……

    且让我们分析一下，前后二者中，谁对免役钱付出了有效成本？”

    程氏学生齐声回答：“百姓！”

    “错！无论前后那种法规，付出‘有效成本’的唯有差役，而百姓在这里是‘无效成本’。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价值没有发言权，他们的劳动被忽略了、被无视了、被利用来满足官吏的需求，所以，朝廷改来改去，付出劳动的百姓没有发言权，无论怎么调整，唯有贪官污吏有权、有能力借变革的名义将自己的劳动折现。”

    程夏与程门子弟略一琢磨，齐齐恍然的“哦”了一声：“有道理！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无论朝廷怎么修改免役法，受苦的都是百姓。可世人皆说‘免役法’是善法，师公也在想着革除弊端，难道，真没有改良方法了？老师试着以‘成本与效益’，说一说如何革除免役法弊端？”

    赵兴摇摇头：“无论那种弥补手段，如果支付有效劳动的人没有劳动的定价权——所有努力，终归虚妄。

    我记得：当年有人上《流民图》，描述新法下百姓流离失所，辗转求生。神宗陛下不忍，欲停新法，王荆公怎么说——人言不足恤。那意思是说：百姓的话不值得一听！嘿嘿，付出成本的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力，他说这变法是为了百姓谋福？

    太逗了！‘成本’没权利参与效益分配，有谁能得到利益？”

    赵兴这话涉及到高层政治，程氏弟子听了这话一片黯然，他们插不上嘴，所以无话可说。

    周邦式忍不住插嘴：“离人兄，你说有许多补救方法，不如你且谈一谈。”

    “补救方法吗……我听人说，陕西宁州通判邓绾为讨好王荆公（王安石）曾说过这句话：笑骂任由他人，好官我自为之。他说的‘好官’不是指清廉官，而是指位置好、油水足的官职……主持新法，都用这样的官员，怎么改？

    司马相公指责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荆公未加否认，当然他也无法否认。桑弘羊做的什么？是把百姓的钱袋掏空，装入朝廷的口袋。而后，只要有一口气的百姓，都拼劲力气来唾弃那个政权——所以汉朝亡了。

    桑弘羊当初没完善的事情，我们这次的变法弥补他的漏洞了吗？

    没有！王荆公除了照搬，没做哪怕一汤勺的努力。

    那么，桑弘羊导致的结果我们能避免吗？……南伯，我不想跟你吵架，咱俩是朋友，我不想跟你在政事上吵架——你我皆闲人，吵了何用？无效成本呀。但你可以细细想一想我的话，新法要有出路，单靠吵架是不行的，必须有所行动。

    王荆公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他无视了所有规则，那么，我们该‘法何法’？王荆公没有说！祖宗说要爱民，祖宗不足法，所以邓绾们开始残民，百姓苦不堪言，然而‘人言不足恤’，所以他们的苦痛可以完全无视，是吧？

    所有的规则都打破了，我们做事的标准是什么？法何法？没有规则，处事率性而为，国家大事，焉能如此——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建立规则，让‘成本’体现发言权的规则！”

    周邦式听到这里，脸色变了。他听出来了，赵兴是有办法，但他的办法并不适合现在。

    宋代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但实际操作上有多处是按照“共和制原则”。比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然而，无论如何，士大夫都没有想到“与百姓共治天下”，因为如此一来，就需从单纯“共和制”进化到“民主共和制”。

    赵兴的主张涉及“给百姓权力”，这在宋代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他的办法也是不可行的！

    周邦式想通了这一点，程氏弟子也立刻明白了，程夏乖巧，他马上把话题跳到最初的问题上：“老师，那你费那么大劲考进士，不为做官，怎么体现效益？”

    赵兴一拍大腿：“问题就在这。进士就是效益，有那一个官衔压在那里，差役们不敢随意敲诈，因为他们担心我日后可能做官，官官相卫下报复他们。

    除此之外，有了进士头衔，我可以将家里的田地完全免税，占再多的土地也没有人说话，因为我是官绅。就这么一个官衔，我会获得很多的效益。

    但……这三年里，我只沟通了一条商路，咱家的商业网络还没有铺开，而真做了官，又不许官员从事海贸，如此，我这几年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若我放下这些产业去做官，每月所获仅十五贯而已，而我要损失什么呐？那条商路铺开了，马上会有很多跟风的人，我不赶快将流通货栈建立，别人会建立。渐渐的，我的市场份额会逐步萎缩——那我损失的可不是每月数万贯。

    所以，从成本效益上来说，我去做那个官，不如顶个官衔待在家里，安心经营我的货栈。”

    那群以色列人已在静海街面上兜了一圈，回来汇报，赵兴听过他们的汇报后，交代几句，等他们告辞，又指着这群以色列人的背影对学生说：“这群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成本效益关系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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