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吴安平最想改变的，也最无力改变的，正是蒋介石“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专制想法。他比蒋介石还要大权独揽，就算百般解释，又如何让蒋介石深信，他其实是位向往民主的大独裁者？即便如此，他还是隐约提出，除非国民党执意要与西北交战，否则，或许最终难免要和其他政治势力联合，如新民党即是。

    蒋介石最初的专政主张，内容与国共分裂后的“一党专制”其实有很大区别。吴安平参考一些资料及《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知道这位后来被定义为“最大反动派”的国民党领袖，实际当时思想还颇为左倾，乃至竟有革命成功后施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

    他虽提出“入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应退出共产党”的主张，但实际并不是要鼓动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认为党籍不纯粹，双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共产党员应先退出共产党，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加入不迟。

    蒋介石认为国共两党现阶段的革命目标是同一的，没有必要互争短长，另外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而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蒋介石当此前一直在设法使国民党取代共产党而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事情很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仍旧只承认中国共产党，而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要由国民党“一个党来专政和专制”，中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主义的问题就仍然难以解决。相反，如果共产国际接受国民党，承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那么，作为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做纯粹的国民党员，也不仍旧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丝毫不变其革命的属性。

    如果共产国际接受这些建议，中国革命势必会走上另一条路，但蒋介石绞尽脑汁想出的自认为是唯一出路的设想，实际根本没有可行性，而且，他不合时宜地号召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又势将引起共产党人的不满和猜忌，国共双方的不信任感只会进一步增强，而冲突和摩擦也只会愈演愈烈。

    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接受蒋介石的主张，无异于认同共产党为国民党做“苦力”甚或“走狗”，而在相当部分国民党人看来，整理党务案的通过，事实已经宣判跨党分子为异类，非加防制和排斥不可。再加上蒋介石大权独揽，厉行军事统治，更为国共两党提供了爆发全面冲突的温床，在这种情形下，他的一切表白、劝说和解释，都无济于事。

    写信之时，吴安平翻阅大量历史文献资料，随即意识到西北日后也将面临同样问题，需要考虑如何与国民党、共产党相处。而由于西北诸事吴安平俱可一言而决，专制程度比蒋介石更甚，这实际已经存在爆发冲突的诱因，想要平息彼此纷争，似乎也无多大可能，总之同样为难。

    这样看来，共产党似乎必然会寻求建立独立的武装力量，而中国此后一段时间，也必然会出现西北解放军、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三者并存的局面。历史的惯性之大，就算吴安平有d-7引擎在手，也难以将之尽数改变，该来的始终会来。

    由“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再到蒋介石提出“一党专政”主张，并越来越倾向于独揽权力，共产党也由对其肯定，转为疑惧，进而最终将其列入到了“未来的敌人”的行列。由此，原并无“反共”之意且本就多疑的蒋介石，又在诸多反作用力及合力的推动下，一步一步走上了“反共”的道路。

    三月二十四，南京事件爆发，蒋介石开始有武力清党的打算。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克南京，随即南京发生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军人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前后持续约十个小时。蒋介石虽没有公开把此事归结为共产党的阴谋，但内心却怀疑共产党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接着便联络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等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与共产党决裂。?

    蒋介石更担心，共产党冲击租界的行动，很可能引发列强武力干涉，导致北伐半途夭折。

    这时的上海，谣言蜂起。特别是各个租界里躲避着大量从武汉、九江以及其他北伐军占领区逃亡避祸而来的外国侨民和中国人，他们对于两湖、江西等地激烈的工农运动充满恐惧，生怕北伐军在上海会重现汉口、九江下层民众冲击租界的情景，因而更是人心惶惶。

    而鉴于中共在上海工人中的号召力，并为响应共产国际提出的要超越民主革命界限的要求，上海方面的中共领导人这时也相当振奋，反复强调已到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时期，并开始冲击国民党右派的组织机构，积极筹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结果，街市上共产党的呼声很高，人人都在打听共产党，想多知晓一些政局走向的内幕。

    白崇禧初到上海时，对总工会态度还好，还同意武装纠察队统归总工会管辖，对共产党推动组建的市政府也未加反对，但第二天听到各方反映之后，态度立即转了一百八十度，宣称绝不允许武汉风潮再现于上海。

    “健生，你也看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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