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共产党。当然，实质李之龙只是此一事件的无辜牺牲品。但此时，由于蒋介石的理由经不起推敲，虽取得成果，但因多少有些亏心，其内心实际变得更为多疑和敏感。

    苏联人和中共虽未与其对抗，国民党左派及汪精卫虽也诸多退让，但自然会有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激烈言论，虽未指明是针对蒋介石，但蒋介石本就多疑，此时更难免主动会对号入座，担心自己会被苏联及中共视为中国的凯末尔。而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势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如果他被认定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一类，那么可能的后果一望即知。

    蒋介石自觉深受威胁，但事实上，非根本调整国民党的权力格局，就不足以遏制苏联及中共的影响，也就无法消除威胁。于是，本来把矛头指向汪精卫和季山嘉的蒋介石，思想上有了明显改变，迅速转移到了改变国民党内部权力格局，即彻底解决国共纠纷的方向上来。

    发生这种转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与苏联顾问的问题相比，来自共产党人的可能威胁实在要大得太多。若只限制苏联顾问，并抑制汪精卫，而不能解决共产党人权力过大的问题，不仅国民党仍然大权旁落，蒋介石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无从把握。

    因此，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抛出的提案中，限制苏联顾问权力的要求已变成次要内容，而整个提议的主旨，已变成应如何限制共产党人权力的说明。这即是所谓的“整理党务案”，也是“限共”的开始。

    但此时的蒋介石，仍没有改变过去的革命态度和观念，虽在整理党务一事上态度坚决，却同样深信不能排斥共产党，否则必对革命产生不利影响。由此，蒋介石对鲍罗廷也说，孙中山的策略既然是联合各阶级，他自然不会违背教诲搞分裂。国共两党最终其实是达成了相当妥协，甚至由林伯渠与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交了组建两党联席会议的提案。

    所谓的整理党务案，虽是对共产党的严重限制，但它远没有走向排斥和反对共产党的地步。甚至，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基调仍然是相当革命的，在最后的训令中，仍不能不肯定：国民党为代表各阶级从事国民革命运动之政党，故凡属一切真正革命分子，不问其阶级的属性为何，本党皆应集中而包括之。

    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真实目的是要确保自己的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与前途，而不是想要和共产党分手。他是黄埔军校校长，又亲自带兵打仗，所以同孙中山、戴季陶等人一样，深知共产党青年最能奋斗，不愿因过度反应而造成军队内部分裂，逼走共产党人，削弱部队的战斗力。

    基于此种心态，蒋介石虽然对自己的看家本钱第一军，不得不断然处置，令共产党员退出，却又不愿意看到两党关系根本破裂。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最能奋斗”的青年，可能因此不能参加他的军校，也永远无法参加他的军队。他还是反复宣传国共两党应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希望共产党员明白，中国今天需要的首先是三民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

    既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员统统退出军队，又深知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两党关系已成不进则退之势，再难将共产党员重新收到麾下来，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设想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这时候，他越来越开始怀疑，中国革命是否需要有两个革命党。实际上，这才是蒋介石“一党专制”思想的最初来源。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吴安平对“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表示了理解，虽然他认为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但并没讨论具体事件，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隐晦表示，个人权力追求和民族革命追求有时并不相悖，只要合于大势，“当仁不让”并非就一定应该遭到批判。如果能将国家带向正途，中国出现一个凯末尔那样的人物也未尝不可。

    他既然绞尽脑汁参照研究文献及曝光的《蒋介石日记》来准备这封信，一些话自然就说入蒋介石心里，使蒋介石即便拿不定主意应对西北，却也深觉吴安平这位对手，正是他难得的知音，若非彼此关系仍难定敌友，只怕他真会说出类似“知我者，唯安平也”的话来。

    蒋介石当然不知道，他每日的私密日记，或许刚动笔写个开头，吴安平其实早就已知道结尾，而他那些私信、公文、秘密指令及各种演说，也早已被后世的历史学家，翻来覆去研究到了比他还清楚的地步。

    当然，更让蒋介石动容的是，吴安平对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专政主张，既表示理解其苦衷，又同时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攻击。在蒋介石看来，西北实行的正是独裁专政体制，于这件事上，吴安平根本没资格对他指手划脚。但吴安平却辩解说，西北施行的是过渡性体制，不久将来即会转向民主，所以新民党与西北临时政府才并不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蒋介石并不相信吴安平的自说自话，但他不能不对吴安平所描述的情形感到心惊。

    吴安平直言不讳地提醒他，无论他如何清党如何反共，共产党都不可能被他清除干净。即便他已与张作霖达成默契，即便在武汉的汪精卫也随后跟从，但西北却正如将一如既往“容国”一样，也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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