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西婺源人。”那中年人嗫喏道。

    吴安平颔首表示鼓励，又问道：“婺源？朱熹故里，书乡，茶乡，好地方啊！婺源离这里有一千里吧，老哥怎流落到上海来了？”

    那中年人眼角抽搐几下，满脸的褶皱攒出一个苦笑，回话道：“要是有活路，谁愿意往外跑？还不是闹饥荒闹得？民国十四年(1925年)，贵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都遭了灾，先是旱，后又涝，地里根本没收成。不到半个月，婺源就饿死几百人，我们没办法，就逃荒到了江苏，后来又听说上海讨生活容易，就又过这边来了。”[]

    “上海实际怎样？”吴安平朝中年人递去一支烟。

    “也不太容易，不过总比江苏、江西要好。”中年人双手哆嗦着接过，在鼻端狠狠嗅了一下，却没有点上，只是夹在了耳后。

    话匣子一打开，气氛就轻松许多。其他人排队领粥的领粥，围观的围观，也有一些人在吴安平和中年人两米外蹲成一圈，静静倾听两人说话。

    这中年人倒不是乞丐，而是在“飞星”人力车公司当车夫，只是正如他所说，在遍地黄金的大上海讨生活，远不像想象那么容易。

    上海的工资水平并不低，但关键问题是，只有很少的酬劳能落到工人手中，中间扒皮的人既多，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据这中年人说，飞星人力车公司给底下车夫的酬劳，实际是每日四角钱，但真正到他手的只有一角五分，最多有时能到两角。中间的钱，是被大小两层工头抽去了当佣金，大工头每人每日抽一角，小工头则抽一角到一角五分。

    每日四角钱，每月就有十二块银元，如果注重节省，足够养活三五口人。但如每日只剩一角五分，每月才只有四块半银元，摊到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还问题不大，要是有几个家口，这日子过得就不是紧巴能够形容的。

    吴安平没想到是这种情形，便问道：“为何非要依靠工头？没他们从中抽佣，岂不更好？”

    那中年人答道：“不止是人力车公司，在其他的公司和工厂也一样，活计都是包下来的，不经过工头，根本无活可干。起先只有租界里的公司和工厂会这么干，现在华界也都跟着在搞，哪里都一样。不过，也能找到没工头的活计，但那样的活计，三天有两天没有，不长久，反不如有工头依靠。”

    这时，另外有个蹲在一旁的年轻人插话道：“工资根本到不了我们手，都是工头直接去领，再往下发。要是自己去找老板，被工头知道，不但要挨顿打，连饭碗都得丢掉。那些工头很多都在帮在会，老板有时候也不愿惹。还有，要是有工头，临时招工就很方便，也能随时解雇，很多老板本身也乐意这么干。”

    “你也在人力车行干？”吴安平转身问道。

    那年轻人有些害羞：“不是，我在码头做脚夫。”

    “码头好些吧？”

    “也不好。码头上抽头的人更多，除了最上面的‘把头’，中间还有‘挡手’和‘跑码头’，下面才是‘拆账头’。公司直接把工资发给‘把头’，‘把头’、‘挡手’和‘跑码头’先抽一层，再发到‘拆账头’手中，‘拆账头’再抽走一层，才把钱发到我们这些干‘里挡’、‘外挡’、‘杠棒’、‘老虎车’的脚夫手中。‘把头’是大工头，‘拆账头’是小工头，‘挡手’和‘跑码头’是狗腿子。”

    吴安平问了其他一些人，发现每个行业几乎都是类似情形。只有行乞业例外，乞丐没有工头，但是有丐头，那丐头不行乞，靠吸乞丐的血生活，他们实际比工头还狠。

    这实际是一种包工制度。这种制度几十年前曾在西方盛行，在英国被称为“血汗制度”，现在随着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进行，又在中国风行起来。

    外国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和习俗，直接招雇、管理中国工人有很多困难，而且有些行业如码头搬运、建筑业、造船业生产经营很不稳定，所需劳力时多时少，为便于临时招雇和随时解雇，他们就把包工制度带到中国，利用中国的包工头来招雇工人，承包生产。这种制度有利于经营者，华界的中国公司工厂会跟着采用，也不足为怪。

    上海的包工制度主要流行于码头运输业、人力车业、建筑业、铁路运输业以及造船业、纺织业、橡胶业、面粉业等。形式大致有两种：一种如码头搬运业、人力车业、建筑业，由包工头将企业中整个生产过程或主要劳动部分承包下来；另一种是多数工厂和铁路运输业，包工头只承包部分工种、工序，如一些工厂的装卸、搬运、木工、油漆工、冷做工等工作。

    吴安平了解的越多，越觉得西北在上海大有作为。

    从月收入来说，上海绝大部分下层工人，月平均工资不超过十块银元，中层工人不超过二十块银元，基层管理者的平均月收入也只在三十块银元左右。辛逢馥等将沪上工业集团的计划展开，只要杜绝包工现象，就能得到中低层工人的绝对拥护，如果再将最低工资定到如陇东集团那样每月三十大洋，那他们只会一心跟着西北走，绝不会再接受任何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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