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的？”

    李大钊有些紧张道：“他怎么说？”

    吴安平道：“他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如今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还对鲍罗廷说：‘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这算不算严重？这就是我说的人性因素，你们不能忽视蒋介石的自尊心。”

    李大钊皱眉道：“自尊心？”

    吴安平又道：“其实‘中山舰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蒋介石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蒋介石成功地利用这一事件打击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复辙，由自己亲自出面，来向蒋介石的自尊心挑战，这不得不说是他的愚蠢。”

    “当然，他或许自认为有几个杀手锏。一是宋子文在武汉，掌握着蒋介石所需的大笔军费；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如谭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追随蒋介石，使国民党分裂；三是唐生智等相当一批北伐将领，已在武汉方面的领导之下；四是他认为工农运动正在广泛兴起，势必会对国民党及其北伐军形成强大的牵制作用；五是各地赞成迎汪精卫的国民党人声势日渐浩大，必然会对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压力。”

    “可能就是因为如此，鲍罗廷虽然事后暗托宋子文等人对蒋介石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其一同随军行动，不再过问中央之事，但他实际上却从没有停止过推动剥夺蒋介石党政权力的斗争。”

    李大钊默默道：“就算蒋介石自尊心受辱，但分权还是必须的，**终究要不得。”

    吴安平反驳道：“那季山嘉算不算**？鲍罗廷算不算**？如果不算，为何中国军政大事竟由这几个苏联人一言而定？照我看，这是中国的耻辱，也是先生和我这两个中国人的耻辱，如果在西北他们敢这样大言不惭，我就算不杀，也会让他们修二十年铁路的。”

    李大钊愕然道：“你竟这样说？”

    吴安平恨恨道：“我不是这样说，而是必定这样做。此次先生西来，或有搭救那几十个苏联人之意，但莫怪我薄先生面子，如果他们是中国人，一切都好说，既然他们是苏联人，扛着枪、推着炮、开着飞机、坐着战车来到了中国，那当然不能对他们客气。我已经把他们打发去修路了。不过先生也无需担心，他们的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每天都有一斤半的高粱面，每半个月还有一个大洋工钱，这可不算虐待。”

    李大钊摇头道：“我本来却有劝解之意，但你说了这么多，实际一直在攻击苏联，态度如何我已经心中有数，便不提了。只是切记，莫要死人。”

    吴安平心中暗喜。这或许是李大钊态度转变的一个信号，只要他边鼓敲得勤，必然最终能让苏联人滚蛋。

    他没将这高兴带到脸上，而是又继续道：“这帮苏联人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他们根本不明白，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维系，就是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贵党最为重视的工人阶级，通常也处于分散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为贵党掌握，甚至是站在相反立场上。”??

    “他们只会坏事。蒋介石受鲍罗廷刺激后，就一再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我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中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谁也不要想让我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反对我的**，那我就要革他的命’先生听听，这样的表态有多严重”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不择手段地来与贵党争夺地方和群众，原因便在于他感受到了权力失落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很大程度上便是苏联人给他的。当然，贵党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钊慨叹道：“你这么一说，我也有所意识。郭沫若同志一直是跟着蒋介石工作的，先前他提交的报告，虽然对蒋介石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其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最近，当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紧接着武汉又召开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之后，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大踏步地转向了极端。”

    吴安平一拍手道：“很明显，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使蒋介石产生了太大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他或许深信，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他所占有的那些省区，转眼间就会落到武汉的手掌心去，而丢掉这些地区，他连讨价还价的资本可能都没有了。如果他最终向武汉臣服，非但此前一切可能功亏一篑，就连自己的政治生命都可能因之而结束。困兽犹斗，蒋介石有过‘中山舰事件’的经验，他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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