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棋瑞执政时签发了对李大创的通辑令，到顾维钧内阁，由直奉交替控制北京政府，仍属北洋，恐惧赤化，自然这通辑令也没取消。爱情频道因此，李大创能到西北实际很不容易，一路乔装，多方掩护，这才逃过奉系侦缉，进入陕西地界。

    西北的政治极具包容性，无论国民党员，还员，都可以自由活动，而且只要有理有据，不是捕风捉影煽动风潮，甚至可以自行集会演讲，光明正大宣扬自己的主张。

    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年计划已经启动，临时政府和陇东集团都在大肆招工，工作报酬丰厚，生活保障有力，物资供应充足，使经济越来越显现出难以置信的活力。这种情况下，一直陷于贫困的百姓，当然更关心自己的生计，致使国共两党一此本精心组织的集会演讲，实际根本无人关注，会场分外冷清。

    面北这些特点，李大创一进入陕西便有所休会。他发现这里的国共党员，根本不用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无需隐瞒自己的主张。他们可以随意和政府官员、商铺老板以及工人、农户自由交流乃至争论，甚至在指摘吴安平之时，面对警察、军人也无需畏惧。没有人为此为难他们，相反，经常和他们发生激烈争执的人，往往就是他们想说服的人。

    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毫无疑问，西北也有地主乡伸，但如果想以此来宣扬阶级对立的观点，那些本应拥护这一立场的工农群众，反极有可能当场反驳。他们会告诉你，你想要推翻的那此人，不用你动手，他们现在就在牢里，而你认为也应该一起推翻的人，他们其实做了什么什么，是应该崇敬、尊重或者最起码不应该敌视的人。

    他们或许不明白什么理论的高深”但是却能理解临时政府、陇东集团、解放军三方一直在宣扬的一个理念：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首先必须清白。在当前的西北，只要劳动就能带来财富，这使他们有一种最朴素的认识：虽然贫穷，但我们也会拥有财富，如果不为那些清白的人说话，或许到时也没有人为我们说话。

    虽然农村人口在快速减少，而且最贫穷者往往也在农村，但阶级论即便在最偏僻的农村，实际也很难找到拥蹙。

    那些所谓的好地主，也过得不太舒心”虽然西北不分他们的田，但如果那些田地不是本就在规划的聚居地附近，随着周边人力被抽空，他们根本就找不到耕种的佃户，总不能都自己去种。司时，招工热潮还使一此长短工，纷纷和地主解除雇佣关系，就算不能进陇东集团，到临时政府主导兴办的工厂，工钱也最少是个大洋”这是很多地主根本付不起的。

    当然，不可能所有人都应了招工”就算已应招工的人，一时间也无法将家人全部迁走，老人、妇女、孩子还得暂时留在乡间。但这些人也不好打动，不是忙于耕种刚由临时政府分下的农田，就是已在考虑还需多长时间，做工的家人才能从陇东集团那里分期买套房产，全家都搬到城里去住。

    有口粮保障，西北人的吃饭已不成问题，有义务教育、养老及医疗保险、媒炭补贴”又解决西北人大半生活问题，而解放军不扰民反严厉打击匪乱及无赖乡痞，又使治安得到根本好转。在这种情况下，西北无论哪个阶层，如果几乎都是在忙着增加收入，使自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很少有人会跟着搞什么运动”拼命折腾。

    李大创通过一些党员的口述，并亲自验证过一些说法，这才明白甘陕特支委的人为何苦恼，也才明白刘伯坚三人的申诉其来有自”这确实是从没出现也从没预想过的新问题。

    通过一路西行，细细观察西北的变化”他在无法不赞叹的司时，也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很敏锐的发觉，西北蕴藏的力量之大，实际远超任何人想象。当然，他有些欣慰，这毕竟是中国的西北，西北的力量毕竟是中国的力量，但他司时也有此恐惧，因为无法预料吴安平将会把这股力量导向何方，如何其站在革命的对立面，那或许又将造成中国最大的悲剧。

    思虑越多，思考越深，李大创就越重视吴安平。某种程，这种重视甚至超过对当前北伐有可能折戟、国共有可能决裂等问题的关注。他已经意识到，相对于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或许西北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要更深刻，这才是中国最大的变局，司时也是最大的变数。

    无论此行的目的能否达成，李大创都知道自己这趟西北来对了。

    无论政治立场是否一致，在民国几乎所有的进步青年心目中，李大创都始终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先驱。虽然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进步青年。”来形容此时的吴安平，但实际，他仍保持着当初的一些心态，其中就包括对李大创的敬仰之情。

    李大创到西峰，吴安平本想立即亲切接待，没想到却遭李大创拒绝。与吴安平商谈，李大创暂时还没准备好，所以由宣侠父接入陇东饭唐，和刘伯坚、宣侠父、邓晓平三人住在了司一个跨院。

    这正是吴安平希望看到的。与此司时，他也推拒一切事务，专心准备会谈的功课，用心研读那些涉及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时期的时政资料及学术文章。和李大创交流革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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